今年是信息过剩的一年，也是信息匮乏的一年。举例而言，有关致命病毒的新闻铺天盖地，但致使恐慌蔓延的却是信息传播、安全协议和知识中的缺口。引发恐惧的东西也暴露了弱点。系统会泄露，会受到干扰，会中断。正如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本期文章中所言：“如今秘密的数量比什么时候都多，但要守住秘密似乎比什么时候都难。”管理系统，金融系统，监视系统—控制网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
这一点在艺术界（和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往往被人遗忘。沉重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上风。我们预设网络的无处不在，正如我们以为我们使用的技术定义了我们自身： iPhone, therefore I am。但这种观点不仅有失偏颇，而且极具限制性。读者们在本期杂志中将看到，不同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尝试着找到一条路冲破或至少处理这种将文化缩减成最新技术产品的镜子或余波的叙述图景。
本期杂志的作者们围绕文化的积极角色展开他们的思考。其中很多人考察了最近几个月来以艺术的流通与评价，及其交互、看似分散的特质为主题的各类展览。但是，毋庸赘言的是，艺术作品进入流通已经很长时间—无论是借助轮船还是电脑屏幕—正是这种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造型与带宽之间持续存在的二元对立需要我们去考量，否则便无法真正理解今日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出现的各类装配艺术、雕塑和投影。“新唯物主义”欠缺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它们往往只是换了一身衣服的某种拟人论或者换汤不换药的异化理论。
同样，以“后”字做前缀的词一如既往地占据着大小画廊的新闻稿，它们的任务通常是总结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后人类，后网络等等）。这些词在某些语境下曾经很有用，但似乎越来越不足以充分描述它们想要描述的艺术。这些经过回收的表达方式让人感到其中的历史意味既过于稀薄，又过于浓厚。一方面，它们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历史遗忘症，另一方面，它们所依赖的文化、市场和社会概念又实实在在地来自另一个世纪（都不是二十世纪）。就拿关于互联网的老一套说法为例：有人对其表示全面肯定，说它是一个点赞和分享的大同世界；也有人说互联网已经完全私有化，其民主的外衣下是总体性的垄断。但后一种立场本身就是对我们身处的网络环境的一种总体性压缩。面对信息时代的艺术创作，这种立场依赖的是关于艺术与批评的陈旧道理，通常求助于大众文化vs.前卫艺术的比格尔（Peter Bürger）式理论。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艺术去对抗或打入不断加速同质化的结构，支持矛盾，反对共识，拥护差异，拒绝服从。现实情况是，互联网已经充满了异议，而非共识，只消下拉打开各类评论栏看看就知道了；超高度的差异化和专业化（加上高速度）也已成为社会媒体营销机制的标准操作模式。
我们如何才能面对这一系列全新的情况以及这个独特的时期，同时不丢失其全部历史复杂性，具体性和绝对的新鲜度？我们怎样才能不再依赖旧观点（或装扮成新观点的旧观点）来发明一套从根本上全新的观念和词汇？艺术和体验的新形式需要新的语言。在本期杂志中，你也许能隐约瞥见该语言断断续续的萌芽—比如“这一年的信息”系列文章中关于如今我们不断变动的交流方式的讨论；又比如对那些不能被归入博览会-美术馆-三双年展体系里的作品及活动的考察；以及对那些彻底异类的事物及工具的关注（借用理论家Grégoire Chamayou的话说，即“完全另一种存在”）—所有这些话语都尝试着在一片渐次挥发的场地上搭建起一个临时的立脚点。
文／ 郭怡安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