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于今年二月上映。也是在二月，赫尔曼·贝尔（Herman Bell）——他是前黑人解放军（Black Liberation Army）成员，黑人解放军是由黑豹（Black Panthers）成员组成的一个地下黑人权力组织——在度过了45年的牢狱生活后获准假释。《黑豹》在上映的一周内票房达到二亿四千一百九十万美金，这对于迪斯尼公司来说可谓不薄的利润。而贝尔的听证会则经历了延期和一个无比漫长的审议过程，不过最终还是迎来了结果，他于三月中旬获得了假释权。另外仍有15位前黑豹成员目前尚关押在狱中；一些人已经在服刑期间去世，他们所有人都经历了虐待和折磨，包括关禁闭及拷打。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同时，纽约的警察组织纽约市巡警福利协会（Patrol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还在竭尽全力地对贝尔的案子提出异议，希望能够撤销判决结果。
警察和政客们搅合在一起，仅仅因为对黑人暴力的抽象恐惧而力图剥夺一个七十岁老人的自由，这等诡异景观在《黑豹》上映的背景下看起来更加鲜活生动。两个事件的巧遇惊动了那些古老的鬼魂，如果说我们此刻还算不上鬼魂缠身的话。《黑豹》的导演瑞恩·库格勒（Ryan Coogler）的处女作《弗鲁特韦尔车站》（Fruitvale Station，2013》是关于加州奥克兰的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被警察杀害的故事，而这部电影上映第一周正好赶上乔治·兹莫曼（George Zimmerman）枪杀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一案兹莫曼被判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五年之后，多少有赖于“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个组织和概念——这是由乔治·兹莫曼毫无意外地逃脱法律制裁之后不久开始流行的一个hashtag引发的，一个政治上的转折出现了，为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打开了全新的话语平台，这个背景似乎为《黑豹》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当然了，实际并非必然。这部根植于黑人历史，充满自信且极其自然地迎合大众趣味的电影本身就非同凡响。借用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73年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开头的一句箴言：“这种尖啸以前也有过，但那和现在根本没法比。”
弗兰克·B·威德尔森 III（Frank B. Wilderson III）在《红，黑，蓝：电影及美国式对抗的结构》（Red, White & Black: Cinema and the Structure of US Antagonism，2010）一书中说他“对七十年代黑人电影人的深切兴趣……并不在于他们作为作者或者杰出的个体，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电影的光谱。”库格勒是一位杰出的电影人，他在《黑豹》中使用了赋予《奎迪》（Creed，2015）——这是他为“洛奇”（Rocky）系列拍摄的一部电影——以惊人深度和冲击力的处理运动和情感方面的天赋。但我们必须以威德尔森为例，将库格勒视作一个棱镜，尤其因为威德尔森谈及的电影也与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向重合：
我认为黑人解放军的幽灵——我说幽灵，更多指的是一种时代精神而非黑人解放军的实际历史记录——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运动中的黑人的起始点，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政治上坚定不移的黑人运动和电影中挥之不去的黑人幻想之间的表述结构。
这是因为这些电影人也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特殊在它以前所未见的热情拥抱黑人暴力”。黑人解放军的创新之处，或者至少它在时代精神中幽灵般的现身，在于它对暴力的使用。无与伦比的电影《黑豹》是基于斯坦·李（Stan Lee）和杰克·柯比（Jack Kirby）在1966年的《神奇四侠》（Fantastic Four）里创造的一个故事，直到今天它还带着最初的烙印：经历了对1970年代的黑人和共产主义革命暴力的打压和历史逆行，今天的准革命者们面临着超级监控（hypersurveilled）和高度军队化的警察组织，心理上则被政府通过粉碎社群和精神来打压革命的尝试造就的压力充塞。
但是如同更机械化的价值和命运，偶然性也在推动着世界的运行。这部电影的市场宣传利用了标题里对黑豹党的暧昧指涉，但是这种关联却更多出于巧合：鲍勃·西尔（Bobby Seale）和修伊·牛顿（Huey Newton）在《神奇四侠》里的黑豹首度亮相的同年十月创立了黑豹党，组织的名称是从阿拉巴马的朗兹郡自由组织（Lowndes County Freedom Organization）的黑豹标志里借用来的。而“黑豹”这个词被宽泛地用来指涉黑人群体可见于二战期间的761坦克营，这是由非裔美国士兵组成的一个坦克营，他们“在前线连续作战183天”，被集体授予了约300枚紫心勋章，他们的将军在后来如此描述他们，他们“都是优秀的士兵，但是……有色人种的士兵在装甲战斗中反应不够迅速。”他们也被戏称为黑豹。作家德利卡·希尔德斯（Derica Shields）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提到，黑豹并非某一种猫科动物；黑豹是一切黑色猫科动物的代称。维基给出的定义是“一切黑化的大型猫科动物”。而“panther”这个词本身就是黑猫的意思。所以说“黑豹”是一种同义反复，意思是极黑极黑之物。黑色将这种动物带离了它的科属，它甚至也不再属于任何的动物科属。黑色同时粘结和撕裂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区隔。多么神奇的特质！
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生活中，我都注意到人们在说出“黑”这个字时的犹豫，好像这个简单的音节发音太难，含义又太多似的。也好像人们想要证明威德尔森是对的——他的非洲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经常被指责为过分情绪化（emo）或戏剧化。《黑豹》把这种“过分”当作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对待，其中最出彩的一句台词：“把我埋在海里，那是我的祖先们从船上跳下去的葬身之地，他们懂得死亡比捆绑来得好受。”这是电影里的第二位黑豹艾瑞克·克尔芒戈（Erik Killmonger，由Michael B. Jordan饰演）对第一位黑豹特查拉（King T’Challa，由Chadwick Boseman饰演）所说的话，克尔芒戈出生于美国，试图篡夺瓦坎达的王位，这个角色可谓电影中最浓重的一抹黑色。这句台词也回应了黑人解放军以及1970年代黑人电影人幽灵般的现身——当然了，浸透了四十年多年来的政治上的失望，其中不乏噪音和扭曲。死亡好过捆绑这种想法，以及相应的，那些被捆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死亡，激活了威德尔森（受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启发）阐述中提及的政治暴力，这种暴力源自白人社会将黑人视作非人，并将其本体论身份定义为奴隶的事实。威德尔森写道，“政治能动性（political agency）的问题应该如此开始发问：我们需要何种想象力劳动来粉碎人类的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由此我们才或许有可能催化黑人的政治能力？”黑色（blackness）是与人性相对立的，因为人性在今天的政治架构是反生命的——它是一种局部性的分配，在边界处或者“错误”的街区即被遗忘。在威德尔森看来，黑人的“生中之死”（death-in-life）与白人资本主义的“如死的生”（life-as-death）相对立，后者的毒素已经渗透入这个世界哪怕最微小的尘埃里。
我们如今所生活的充斥着死亡邪教的世界的残酷现实让人们在看到瓦坎达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分离、暴露出这个国家未受历史恐怖事件波及的繁忙城市景观时发出惊叹。我并没有惊叹；这只不过是在我眼前滑过的一幕。“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瓦坎达的新国王如此说，与此同时，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的图景在他眼前展开。
那么对于充满痛苦的那部分世界该做些什么呢？克尔芒戈和特查拉两位黑豹之间的争斗，也是对造反政治（insurrectionist politics）和改良政治（reformist politics）之间较量的寓言化处理。改良主义者拥有理性、实用主义以及成就一番事业的可能性——他拥有世界也拥有世俗。而另一方，黑人造反主义者拥有的是“空无”（Nothing）——空无的实体化，举世之空无。特查拉似乎只看透了克尔芒戈的一半，他带着现实的强大冲击力来到瓦坎达这个超越凡世的黑人王国。但很快，当特查拉出发前去联合国介绍瓦坎达的教育和推广项目时，他就开始后悔他不该过早扼杀自己革命性的暗面。在漫威的世界里，联合国运作完美，如同它在1945年创立时为自己设定的角色和功能，但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克尔芒戈作为一个黑人造反分子不仅可以利用黑人性的隐喻和精神材料，同时还拥有它的武器化体现——瓦坎达的金属汎合金（vibranium），那是他从大英博物馆强行取回的。魔力和科技密不可分。一个真正的英雄一旦想好了其任务，任务所需的材料就会出现在他手中。超级英雄电影的去政治化在于其不可避免的成功。而所谓非洲悲观主义的去政治化——据它的批评者所言——则在于其不可避免的失败。
特查拉显然不处在死人的位置上，但是，如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也无惧暴力。他的妹妹舒莉（Shuri，由Letitia Wright饰演）为他发明了一件用来从事他那些超级英雄活动的战衣，这件战袍可以吸收冲击以及子弹的能量并令其转向。身着这身战袍，他几乎对所有的身体攻击都免疫。我在看《黑豹》的时候想到的并非1970年代的黑人电影，我想到的是黑人政治暴力的幽灵。C·L·R·詹姆士（C. L. R. James）在他1938年出版的有关海地革命的充满洞见的历史著作《黑色雅各宾：杜桑·卢维杜尔及圣多明戈革命》（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中描述了大规模起义的前期实验，其中一些借助于神力。在对太子港发起的一次攻击中，21岁的奴隶领袖Hyacinth“从一个排跑到另一个排，叫喊着说他的护身符可以驱逐死亡。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而毫发无伤。”他的信众们都变得无比勇猛，对射向他们子弹“无惧亦无谓”：“如果他们被杀，他们会再次在非洲醒来。”
在另一个段落里，詹姆士描述了革命战争后期的惊人一幕。由一位名为卡普瓦·戴斯（Capois Death）的军官——“这个名字用来传达他的勇敢”——率领的一股黑人军队袭击了已节节败退的法国军队仅存的几个碉堡：卡普瓦指挥袭击……大声喊着“前进！前进！”法国人……一次次驱散黑人武装，但他们又一次次地聚拢返回，士气丝毫无损。子弹射中了卡普瓦的马，把他掀翻在地。他充满愤怒地挣扎着爬起身来，用手中的剑做出轻蔑的姿态，并且继续率众向前。“前进！前进！”
身经百战的法国人从来没见过这阵势。从四面八方传来呼喊声。“Bravo! Bravo!”（法语的喝彩声）伴随着击鼓的声音。法国人停了火。一个法国骑兵从营中冲出，来到桥边。他带来一个口信……“我方主将向贵方军官致以敬意和赞美，他沐浴在荣耀之中。”黑人们没有开枪，骑兵骑马返回炮楼，战争再次开始。战争如同噩梦一般，以至于现在整个圣多明戈都有点陷入疯狂，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
发生于1791年到1804年之间的海地革命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的复杂核心，而这个时期开启了我们如今所称的现代主义进程。如果说法国和美国革命因其对自由的追求更为人所知，那么部分是因为它们所说的自由更易于接受，而且部分是由于那些司空见惯的原因：欧洲中心主义和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法国军队一边为黑人武装的勇敢喝彩，一边将他们视作非人而持续发动战争，这一幕和《黑豹》相呼应，也不仅仅是指这部电影，而是指这个事件。“黑豹”通过“政治上坚定不移的黑人运动”成为了一个令人敬畏的说法，但那些坚定不移的运动者们还被关押在牢房里，他们的运动的目标——解放，不是解放我这种布尔乔亚种族，而是那些生活在贫民窟和底层社会里的人——感觉如此遥远。不过，一切革命在发生之前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康德认为那些未直接受其影响的人对法国大革命保持的激情是“人类内心伦理倾向”（moral dispostition within the human race）的证据。那么在一个把真正的黑豹投到牢里的国家，对一个虚构的黑豹形象抱持的激情又证明了什么？1791年爆发的革命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但我们仍然“有点疯狂”。在一个白人至上主义恐慌的时代，警察和他们的同伙们试图剥夺赫尔曼·贝尔的自由，而黑人权力的愿景则有能力将奇迹带给观众。
作为对前文提到的战争轶闻的微弱回应——这次是闹剧而非悲剧，我们给予《黑豹》强烈的关注不是因为任何人认同它设定的目标，而是因为它“太好”（so good）。这部电影是奇幻大片的无暇典范，无论是剧本还是镜头还是服装或者场景设计。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在想，人们在1977年首次观看《星球大战》（Star Wars）的时候是不是就这种头晕目眩回不过神来的感觉。
就其基本架构而言，超级英雄系列通常的设定都是一个超凡的个体或者一伙超凡的的个体面临着某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在这种困境里，角色与命运决斗，这是编剧用来激起对真实世界之摇摆和矛盾的感受的首选方法；当然，在电影里，如同有时在生活里，角色变成了命运）。某些情境召唤超凡的个体从其隐退状态中复出，或者从茫茫众生中将他辨识出来；或者，在一个扭曲的军国主义色彩的奇幻故事里，机械化和长期以来的战争伤痛都还没有结束，而他“太善于”（so good at）战斗，以至于战争缺了他就无法取胜。计谋和武力双管齐下，他最终战胜了敌人，赢得爱情和敬仰，尽管他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孤独的。
最近一轮的漫威电影的首个冲击波来自《美国队长：内战》（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2016），在联合国提出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管和控制的要求之后，超级英雄内部起了内讧。诸多的情节起伏中，在联合国引爆的一枚炸弹杀死了特查拉的父亲，使得特查拉成为新的黑豹。在各位超级英雄充满执念和攻击性的背景映衬下，特查拉的征途之简明易懂——抓住杀害他父亲的罪魁祸首——显得极为与众不同。剧本对自身的类型充满自觉意识和思考：我们看到超级英雄面对那些他们在消灭坏人时杀死的普通人的母亲；我们听到那些他们的英雄之举造就的城市废墟。电影对民族主义以及经典超级英雄传统中的大男子主义的批判如此显而易见，我们如同在观看某种东西在其内部坍塌。
遵循这这一消解传统的传统，瑞克·克尔芒戈在《黑豹》中的出现打破了超级英雄不可一世的传统，并且使得电影的标题进一步多元复杂化：他的介入在同一部电影中生产出了两个黑豹，也使得这部电影缺少定冠词的标题变得有意义：是“黑豹”（Black Panther），而非“那个黑豹”（The Black Panther）。电影的摄影强调了对事物自然规则的破坏，于是克尔芒戈在接近黑豹皇冠时，我们看到的他是上下颠倒并且向上旋转的。甚至这部电影预设的前提也是在质疑超级英雄模型中的个体化力量：“黑豹”是一个祖传的称号，而非由某种神奇的偶然性造就。克尔芒戈毫不在乎；他就在这里，充满了革命的狂热，力图将那个坏的世界夷为平地。
如果说在《美国队长：内战》里，特查拉的出现使得白人超级英雄的政治抱负破产并显得无关紧要，那么在《黑豹》里，克尔芒戈的出现则使得黑豹的政治抱负破产并缺乏紧要性。尽管黑人革命被剥夺了实际实施的通路，但它作为一个形象依然充满活力。它朝向何种目的？未来终将明了，与此同时，当下亦被其照亮。
汉娜·布莱克（ Hannah Black）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艺术家和写作者。
文／ 汉娜·布莱克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