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光：黑人启蒙

“启蒙”既深受推崇也备遭责难，它被赞誉为普世主义的，又被批评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启蒙长期以来都是学界辩论的中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学院的边界成为讨论话题。如果说这些辩论起初都围绕着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19世纪的反启蒙运动之间的对比展开，那么自新千年以来，讨论则是建立在启蒙和后启蒙（或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有时两者皆是）之间的对立上。

但是，就在我们说（写）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辩论即将被再次掀起的、来势汹汹的反启蒙浪潮带来的黑暗抹去，失去其相关性，这种黑暗和传统的保守主义以及19世纪的反启蒙有着某些亲缘关系，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无误地带有种族化的特征。所以此刻已经不再是自诩为后启蒙批评家的学者们能够对启蒙的概念冷嘲热讽的时代了——他们将自由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此刻，我们已经无法再假设这些权利，这些自由仍然拥有保障。

当然，对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而言，这些假设的前提从来都是无效的。启蒙这个词前面的定冠词“the”充满了误导性，它实际上吸纳了“多种”启蒙，无论这种差异是地理上的（包括欧洲内部比如苏格兰、荷兰或者德国，以及欧洲之外比如伊斯兰世界和亚洲）还是政治上的（“保守”或者“温和”与“激进”，按照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的区分）。但我提议，我们应该正式地接纳通常没有被列入这些分类方法中的一个启蒙的变体，即，黑人启蒙（the Black Enlightenment）。

黑人启蒙源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并在现代性中发展，奴隶贸易在美国和欧洲造就了一个污名化的、离散的、非洲后裔的族群。这一种族不平等的全球经验在各国名义上的奴隶解放（1865年在美国；1888年在巴西）之后的一个世纪内仍在持续，其产出我们可以喻之为“黑光”（black light）。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类似X光的射线，穿透看似宣扬自由民主而实际上仍然种族主义式政体的实际运作方式，这点至今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种族现实中仍可见一斑。黑人作为生而平等的人类之不可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52年的经典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让我们得以一窥白种人的认知方式（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说的“第二视域”[second sight]），这是一种可以与超出肉眼可见光谱的光频相比拟的元视角（metaperspective）。

所以如果说启蒙世界观的“白人性”中的自我蒙蔽多过照亮世界，黑光带来的的纠正作用或许能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从这一观点——这一视角来看，从美国国父托马斯·杰弗逊——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奴隶主，到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同时是西方现代伦理之父以及现代“科学”（生理）种族主义的发明者，问题从来都不在于一个真正的普世主义的白人启蒙，而是一个延续的种族特殊主义的白人启蒙。随着反启蒙的逼近——或许预示着一个布满黑暗的新“中世纪”的降临，请记住这一点：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们。

查尔斯·W·米尔斯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哲学系特聘教授。他最近期的著作是《Black Right/White Wrongs: The Critique of Racial Liberalism》（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文／ 查尔斯·W·米尔斯 | Charles W. Mills

译／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