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千种死亡的形状环绕着我们，没有人可以逃脱，没有人是安全的。”在《伊利亚特》第十二卷中，萨尔珀冬（Sarpedon）如此对格劳科斯（Glaucus）说道。比尔·帕克斯顿（Bill Paxton）在《异形》里则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完蛋了，伙计！ 妈的！”对于帕克斯顿扮演的士兵哈德森而言，死亡根本没有形状——那只是他屏幕上的一小块污迹，充满恶意的辐射团。但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恐慌语调向他的战友们传达了这一消息。
2016年11月，我们还不知道即将从天而降的的噩梦的确切轮廓。我们只知道我们完蛋了，切切实实地完蛋了，无从回头地完蛋了。我们知道人们会因此受到伤害，各种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伤害，我们知道人们会因此而死去。对大规模死亡的猜想远非异想天开。毕竟，正如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写给肯尼迪的信中所说，“如果人们不运用智慧，他们就会像瞎老鼠一样争斗，彼此的灭绝也就开始了。”
很显然，坐在白宫里的那位金发老鼠比任何前人都更擅长灭绝之道，约翰·博尔顿（John Bloton）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任命令我们陷入了全新的红区警戒状态。在特朗普总统相册的“我的第一次战争”那页上，伊朗可能会填补空白（普京授权许可），但还是要密切留意特朗普和金正恩的动向，两人之间互抛媚眼的举动让人不免联想起《学徒》（The Apprentice）里为了争当最佳恶棍而短暂结盟的那些堕落灵魂。在此类关系中，亲密友谊随时可以变成关在笼子里的瞎老鼠之间的撕咬。
虽然这类死亡的形状已经渐渐清晰，其他不那么致命但更加黑暗的可能性却始终游离着不肯显形。即使在大选刚刚结束之后，当每个人都狂热地思考那个关键问题的答案时——这究竟会有多糟糕？——第三帝国仍然是谈话中尽力回避的方向。没人想显得危言耸听，免得之后看起来像个头脑发热的蠢货。人们也不愿意去过度解读那些微妙的、有可能毫无意义的东西。比如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告诉记者，他和特朗普的首次电话会晤就一拍即合。或者像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谈到酷刑的问题时对约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所说，“我们将再次拥有一位永远不会说我们不会做什么的总统。”
一个再笨重松懈的钟每天也会走对两次，回想起来，彭斯的这个评论里可能包含了一些正确而重要的东西。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1971年的文章《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中谈到“理性对于偶然性（contingency）的反感是十分强烈的”，但非理性却与之相处融洽。当你我小心翼翼地朝向我们的命运迈进时，特朗普正沉浸在他的多重宇宙空间里，无论在哪个分叉口都不曾有过一丝犹豫不决，面对那些不断分支出来的可能性，特朗普毫无畏惧。你我会在无法预知明天的处境时感到不安。我们乐于接受对可能性的一些限制——事实、逻辑或者原则——因为这些帮助我们排除掉一些太过疯狂的潜在未来。但对特朗普而言，这些限制就像白宫办公桌上摆了太多条兴奋剂。如果他还愿意停下来想想，那也只是为了提前享受一下用过之后的快感。特朗普永远不会说出他永远不会做什么，因为特朗普唯一能够确定他要做的事情的方法就是去做。而他唯一能够确定他永远不会做的事情的方法就是永远不做。“永远”并不是很长时间。
2017年4月29日，白宫新闻办公室透露，在双方友好的电话谈话过程中，特朗普向菲律宾总统发出了访问白宫的邀请。显然自去年12月的首次电话会晤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友谊已经蓬勃发展。具体的表现就是杜特尔特告诉媒体，这次电话会议里，特朗普“非常关心我们的毒品战，他预祝我在竞选活动中获胜，而且他说，我们眼下采取的行动在他看来是‘正确的做法’。”早在2016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菲律宾的禁毒战可比美洲更大刀阔斧。杜特尔特本人以他一贯的“坦率”称，像哥伦比亚那种法律严惩啊卧底行动啊搞笑政府反毒宣传片啊等等老招数在他看来一点儿也不管用。他的方法是杀光所有人。无论是毒贩还是吸毒者，或是疑似贩毒者和疑似吸毒者，所有人都得死。根据我能找到的最新估算数据，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刑队已经屠杀了至少一万二千名他们自己的同胞。特朗普当然知道被他称赞为“正确的做法”的策略指的是什么。每当他谈论或暗示野蛮的暴力时都难掩兴奋之情。“相信我，他们很快就会消失的”：他在谈到MS-13（源自洛杉矶的帮派组织）时喜欢这么说。他享受着他如何对付这些帮派成员的幻想，其中可不包括职业培训。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中，阿伦特谈到很多人在面对纳粹集中营的照片、影像片段和证词——她称之为“真相的宣传”（the propaganda of truth）——时感到难以置信。
如果真相的宣传因其恐怖程度无法令一般人信服，那么对于那些仅靠想象就知道自己可以的人来说就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他们也完全愿意相信他们看到的现实……对于这些人（他们在任何大城市都超出我们愿意承认的数量）而言，极权主义地狱仅仅证明了人的力量比他们敢于想象的要大……
6月24日发布的YouGov调查显示，即便在媒体大量曝光他为移民儿童打造的极权主义地狱之后，87％的共和党人仍然继续支持特朗普政府。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人还有底线。他们不仅对强烈而清晰的道德要求产生了令人难忘的抵抗力——汝不可宽恕对孩子施虐的恐怖主义——而且也超越了面对受苦的孩童时人类正常、本能的反应。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正在沉迷于与特朗普相同的幻想。另外一部分人则需要找到理由不去想象他们所支持的那种恐怖，也不去相信他们无法置身其外的那些图像。他们乐意接受任何理由，只要有人这么说了。那些哭泣的孩子是演员吗？当然了，为什么不呢。特朗普在赫尔辛基的非凡表演也同样令人信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特朗普是一个满口花言巧语的人，他的支持者对他的非理性支持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这种说法掩盖了事实真相。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并非受他摆布的棋子；他们是美国戈培尔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在信息战出现前多年发起的大规模宣传活动熏陶出的主体。电视下方的滚动新闻条总是在变，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右翼媒体传达的基本信息，或者说他们的元信息从未改变过——意识形态先于事实和逻辑，而且无论多么荒谬，都要相信党派宣传，怀疑才是有问题。
在极权主义下，阿伦特写道，“宣传和恐怖代表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特朗普似乎在用他能想到的最愚蠢但也最忠实的方法来印证阿伦特的这句话——他一直在重新设想被称作“挑战硬币”（challenge coins）的总统纪念章，把它们变成闪闪发光的意识形态承载体，一种为被他称作“我的人民”的选民们打造的极权天堂的花里胡哨的微缩景观。据《纽约时报》报道，就在YouGov调查结果公布的当天，特朗普发布了一枚勋章，一面是海湖庄园（Mar-a-Lago，特朗普称其为他的“南部白宫”），另一面则是白宫以及其后如阳具般高耸起的空军一号飞机。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这篇文章还透露了总统官方“挑战硬币”的一款设计。这枚硬币，记者肯尼斯·沃格尔（Kenneth P. Vogel）写道，“比所有前任总统的都更厚，更宽，含金量更高（more gold）”——特朗普都当总统了，“更多金”（golder）难道不应该变成一个通用说法吗？——“上面印着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简称MAGA）以及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出现了三次，而且印在同一面上。“缺席的是总统挑战硬币的传统部分：总统印章和国家座右铭，‘E pluribus unum’，或‘Out of many, one’（合众为一）。”
美国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果是的话你也不会读到这篇文章了），但这的确是一枚极权主义的硬币。恐怖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论实践; 种族主义式的MAGA信条代表了这种恐怖。MAGA取代国家格言，进一步表明了党派和国家间经典的极权主义混合。与此同时，特朗普名字的重复三遍出现也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基本宣传策略：不断重申领袖的各种表现形式直到达到一种疯狂的过剩。一般来说，这种策略还包括保证领袖的肖像无处不在，但大写的“唐纳德·J·特朗普 唐纳德·J·特朗普 唐纳德·J·特朗普”也差不多充分地传达了这个意思。至于具有传统美国风格的极权主义画像，可见于小特朗普7月4日发在Instagram上的形象——用一款DeviantArt用户称为SharpWriter的工具绘制的乔治·华盛顿画像，上面换上了特朗普的脸——可以成为衡量所有其他作品的标准。
我并非预言我们即将掉入极权主义的第七层地狱。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开始认真想象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去想象那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因为只有这样，当它真的发生时我们才有能力相信那是真的。我们目前确切知道的是，至少有87％的共和党人已经成功克服了此类问题。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准备好了。为了什么而准备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总统。但不要问他，即便他愿意他也不能告诉你。况且他也不愿意告诉你。不确定自己会做什么对他来说更享受，这让他可以大肆展开他可能做什么的各类幻想。
他们会像瞎老鼠一样争斗……但所有老鼠都是瞎的啊，赫鲁晓夫同志。或许这样的修辞重复属于翻译失误。但或许，这位不知道以何种方法熬过了斯大林政权（头脑、运气、冷酷无情，抑或所有这些品质的奇妙组合？）的苏联领导人想要强调的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所有可能性，去想象那些极度恐怖的画面是无比艰难的，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等待我们的则是更加难以想象的灾难。
伊丽莎白·沙姆伯兰是《艺术论坛》杂志副主编。
文／ 伊丽莎白·沙姆伯兰 | Elizabeth Schambelan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