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艺术世界里没几件事比和奥奎聊天更有意思了。无论我们谈话的开始多么温和，最后都会变得——如同有一次他突然大笑着评价说的——“拼了命地追根究底”。我很确定，这种愉悦很大程度上来自编辑和作者间的良好关系；十年内，我们在《艺术论坛》和其他刊物合作过不少文章。奥奎展览的魅力在于它们横扫一切的雄心——无论是2002年他在过去十年双年展文化的余晖中论述自己策划的卡塞尔文献展时所说，“打破全球话语核心”；或者要将我们对于战后艺术的认识扩展出西方视角的局限——但这种雄心和他在任何一场日常谈话中所表现出的激情都是对等的。
现在再去看奥奎2015年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我们可能会更理解他的展览画册设计，画册的开篇用了如此多的篇幅摘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On the Social Contract）以及相应手稿。即便对文化最抽象和最野心勃勃的理想化想象及其提出的可能的社会组织结构（无论在奥奎的构想中如何急需重新发明），到现在仍然只是一些手写的词句和私人笔记。这个大型的展览围绕着个体主体的重要性展开，而他的策展实践针对的对象始终如此。事实上，奥奎的策展实践的意图——这是他本人的一层底色——或许可以用他在论述他策划的威尼斯双年展时的一个基本观察来总结：“生产艺术就是生产意义”，而对于大型展览的组织而言，“整个世界不仅急迫地渴望了解人类处境之矛盾，并且渴望意义”。奥奎作为一个策展人以及作为一个个人的杰出之处一部分在于他的目光不仅局限在艺术领域，而是扩展至其生产条件——科技、经济、政治——如果其目标是放大艺术的意义。正如他在自己于世界各地完成的多个项目中无数次观察到的，用这种方法扩展展览制作的规模，通过超越传统模式迫使观众做出回应，如此一来观众再没有回避的余地。而奥奎的实践中还有另一个重要连接：无论在每一个个体观众那里创造出了何种意义和重量，这些也成为了此后用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共同经验的基础。在奥奎的版图上，艺术可以提供——如果对此有足够强烈的渴望——公共领域迫切需要的港湾。
不过，正是在这种公共性脉络中，奥奎数十年的工作总是包含着紧迫性的种子。在他最早期的写作中，他已经传达出一种极度不稳定（contingency）的氛围：一切都在“转变”，“未完成”，“未实现”。当然，世界始终如此。但奥奎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体现在他在自己的工作中预感并且捕捉到了全球化和世界重组的最初的微光——种族隔离的终结，冷战铁幕的坠落，生产模式和时间性的改变——同时也指出全球展览生产不断面临着倒退至陈旧模式化的危险，从而失去对这些转变之激进和微妙的感知。回顾我们之间的交流，我对奥奎早在2002年就提出的警告感到震惊，他指出，全球策展实践最具创造性和最具社会介入性的面相已经在衰退，因为人们对在社会图景中向艺术提出更大问题普遍反感。在艺术中创造意义的机会已经、并且一向处在危机之中。
这样一位对此类不稳定性充满高度意识的人——并且善于将艺术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语言学结构中——无疑应该是一位诗人。他应该会用克里奥性（créolité）这种文学-理论框架来描述一种“身份模式的不断重写”，就如同他在描述自己的策略时所暗示的，不是“对立的，而是……全球文化的开放争论”。语言及其社会结构可以成为讨论的主题，囊括进无数的意义和路径。但再次让我们回到这个人身上吧。有时我想，奥奎之所以可以思考如此多的未来是因为毕竟，他拥有如此多的过去：尼日利亚，新泽西，纽约波多黎各社群，纽约，等等等等。克里奥性应该会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产生独特的回响，因为他拥有如此多的过去，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如此多的前路。
蒂姆·格里芬是纽约The Kitchen艺术空间的执行总监和总策展人，也是《艺术论坛》的特约编辑。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