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日惹双年展

虽然其政治边界不断变动，“东南亚”那令人忧虑的地理构筑近期被证明是全球化艺术世界中一件颇为有用的工具，它为西方艺术话语霸权设置障碍，有助于所谓的文化机构去殖民，也提供了一种可以将该地区丰富的国家、民族和宗教形式一网打尽的自负。第十五届日惹双年展即调集了这些有争议的边界，探讨边缘的意义。

这不是双年展第一次关注所谓的边缘。由阿基克·AQ（Akiq AW）、潘瓦迪·诺法凯特·玛农特（Penwadee Nophaket Manont）和阿尔罕·拉曼（Arham Rahman）策划的第十五届日惹双年展也是该平台第五届“赤道计划”（“Equator Series”），这一长达十年的计划致力于通过展览来挖掘另类制图法，将日惹当地或周边艺术家与居住在从阿拉伯半岛到巴西等其他不同赤道地区的艺术家并置。在顽皮的标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游乐场吗？”（“Do We Live in the Same PLAYGROUND?”）下，这场展览所关注的的地区——东南亚——仍是在地的，但是其中包括了多种多样的地点，从泰国的依善（Isan）和北大年（Pattani）和印尼苏拉威西省的波里哇利曼达尔（Polewali Mandar）到越南和缅甸的边界。双年展也举办了很多平行活动，例如位于有主权争议地区的驻地项目和独立展馆，这些地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东帝汶（前葡萄牙殖民地，于2002年脱离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这些项目展现出双年展在去殖民方面的投入，强调了在西方甚至在地区内占主导地位的艺术模式以外的艺术实践和议题。比如东帝汶馆回避了此类展览中常见的景观式或高度媒介化的作品，而更多的关注在民族志和记录性创作上。位于日惹的主展览带有显而易见的不均匀和粗粝感——就像泰国团体Khonkaen Manifesto所创作的场地特定装置中所展现的——这也因此唤起了人们的耐心，以及对更为“轻声细语”的作品的慷慨关注，例如Yosefa Aulia精致的日常物件赤陶模型，或是Meliantha Muliawan对印尼明信片的雕塑化表现。

总体而言，策展人以共情来编织这场展览，展出的作品分享着共同的渴望：实现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社群的潜力。以社会参与作品知名的Moelyono在此为Marsinah竖立了纪念碑，后者是在苏哈托总统残酷的新秩序（Orde Baru）政权下于1993年被杀害的劳工社运者。这件名为《建造Marsinah纪念公园》（Pembangunan Taman Monumen Marsinah，2019）的装置作品包括一个神龛，上面装有显示器，播放Marsinah严厉地向政权发问的档案录像。在另一处，居住于日惹的跨性别艺术家Tamarra的纪录片《Menelusuri Bissu》（2019）谈到了“比苏”（bissu）的生活与挣扎，这是住在南苏拉威西的布吉人（Bugis）的五种性别之一。影像在黑暗的房间中播放，旁边有“比苏”送给艺术家的一卷卷轴的织物复制品，上面提供了对该社群历史的更私密的叙述。观众必须使用手电观看卷轴，一段一段缓慢行进，仿佛在进行仪式表演。艺术家Suvi Wahyudianto拜访了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三发（Sambas），他的社群——马都拉人（the Madurese）——二十多年前在这里因为民族骚乱而被驱逐。由此创作的作品《哀悼日记，以及一只悲伤的母牛的眼睛》（Catatan hari berkabung, dan satu mata sapi yang menyedihkan，2019）将艺术家的日记与影像及装置作品并置，其中捕捉到他在试图应对这一祖辈创伤时的不适和解脱。

双年展所涉及的情境广度——从民族暴力历史、生态危机、历史的与神话的抹杀、宗教冲突，到当代的劳工及生命政治等话题——见证了其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或，对这个世界进行干预的热切冲动。如此，展览抵御被策展人称之为“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的趋势，而是重新想象了一个由边缘的充沛潜力所激活的东南亚。

文／ Carlos Quijon Jr.

译／ 冯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