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词汇是重要的。在生物世界里，它们是我们在人类世通道里穿梭的前照灯，也是我们在政治的泥沼中迈进的踏脚石。试想一下这些新的词汇——土地性创伤（tierratrauma），乡痛症（solastalgia），反感性愤怒（nausirage）——这些都是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奇（Glenn Albrecht）和吉尼·巴特逊（Ginny Battson）用来描述人类当今状态的新语汇。或者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那些引导了“#抵抗”活动的词汇表。再或者，对“狗哨”（dog whistles）和种族主义暗语的意识让我们更容易辨识出右翼分子。
但如果词汇变得过于重要，我们对其过分的执着使得我们无法充分地理解“语言”的含义呢？在数字世界里，“自然”语言处理包括训练人工智能从词汇的语境中提取其意义和功能，这个过程也复制了很多由来已久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偏见。在线搜索和引擎优化的语法检视器以及口语语料库都使得大数据分析越来越针对书写文字，而忽视了口语以及非语言性交流。
语言的浪潮里不乏大量对语言远超出语义学的尖锐提示。对emoji的兴起，声音审查（还记得所谓气泡音吗？），政客口吃，以及笑声和打断在议会辩论中扮演的角色的精彩研究都淹没在“文字，文字，文字”（就像哈姆雷特的台词里说的）的阴影下。
Covid-19开始改变这一切。远程工作让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发言规则以及传统话语交替方式的重要性，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担心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声音。更早一些的时候，卫生方面的考虑已经把原本边缘化的一些类别（比如手势）又推到了人们眼前，让我们得以以一种更宏观的眼光看待语言究竟是什么。以握手为例，这也是瘟疫最早的副语言（paralinguistic）牺牲者之一。
很少有什么手势比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更能体现尊重、亲密、合作和友爱。在公元前九世纪，亚述人的石匠就在一个华丽的宝座上雕刻了握手的场景，用以表示平等的会面（或者说是一种对权力更为复杂的确认，如发掘该古迹的负责人所言）。四百年之后，古希腊人也在陵墓的雕塑上描绘了两人右手相握（dexiosis）的图样，有可能是为了表达一种告别。17世纪的荷兰画家画笔下的商人的手在身前中心处握紧，用以传递他们所宣称的共和主义式的坦诚。到了20世纪，多种族的手握在一起的图样在海报上无处不在，推崇的是一种国际主义信念。
而真实世界里的握手也成了新闻循环播报里膨胀的流通货币。我们中有些人或许还记得1993年9月13日那次姗姗来迟、试图和解的握手——发生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之间。一位路透社的摄影师用了四台不同的相机来捕捉这一象征希望的场景（只是直到今日也没有实现）。
不过，近几年来，握手从一种象征平等的姿态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一些西欧国家，一些学校和法庭甚至将这种形式提升到必不可少的国家礼仪的程度。这种观点认为，握手意味着“文明”，那么对于移民而言，则意味着同化。丹麦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2018年12月，迫于右翼政党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的压力，丹麦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将握手定为入籍仪式的一部分——这显然是对遵循“律法学派”的穆斯林的变相歧视，其戒律禁止男性和女性之间此类肢体接触（尽管并不仅仅是伊斯兰教才有这种戒律）。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个体公民身份的否定和教育上的歧视也发生在法国、荷兰以及瑞士（瑞士人拒绝了这种丹麦风格的一刀切的提案）。
自从今年三月Covid-19在欧洲扩散开始，丹麦成为第一个暂停所有入籍手续的国家：“拒绝握手，拒绝新公民”（No Handshakes, No New Citizens），《纽约时报》的大标题写道。转眼间，右翼分子离他们白人基督教统治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正如这些措施所显示的，一个微小的姿态在无法预知的情境下可能快速地引发一系列重大的后果。但我们紧盯着语言——比如军事用语或者种族主义式的传染隐喻——其他一些或大或小的姿态或许就从缝隙中溜过了，被忽略或者被漠视，而这种代价将是无法挽回的。
但瘟疫也暴露出了握手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封锁前，在媒体发布会和高层会议中，领导人用所谓的埃博拉式握手（手肘碰撞）或所谓的武汉式握手（两脚相撞）来相互示意，或者干脆像默克尔一样，只是一笑代之。双手合十的致意方式的流行引发了关于文化挪用的讨论，但颇受部分印度评论者欢迎。歧视性握手的政治前途或许会如握手本身一样被搁置——而且是永久性的。
这些摩擦或许也为更具创造性的非语言多语制提供了空间，这建立在多边协商和对大量跨文化符号的开放态度上——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所谓的文明里的符号进行编码并将其稳定化。这类多语制与其说是发明不如说是复兴。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历史学家塞林·克拉尤（Céline Carayon）对早期殖民背景中非语言沟通的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当地原住民语言的丰富、复杂以及手势、姿态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也反映了法国殖民者用以替代语言的肢体回应方式。这些被称为“动态”符号的语言难于被记录和阐释，而且随着长时间内语言的变化，以及对原住民的压制——这种强迫性的同化导致了某种程度的语言灭绝，我们无法完全了解这些符号曾经意味着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通过语言交流之前，他们确实开辟出了一种可能的交流空间，规定了一种双方都可以理解的限度，并且模糊了语音、肢体以及其他另类交流模式之间的界限——正如克拉尤所言，这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这些历史告诉我们，手势和姿态扮演的并不仅仅是传播学所谓的“守门人”（gatekeeping）的角色。
尤利娅·科姆斯卡（Yuliya Komska）是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德国研究部门副教授，也是《语言的不服从：重建公民语言的权力》（Linguistic Disobedience: Restoring Power to Civic Language）一书的联合作者（另两位作者为Michelle Moyd和David Gramling），2019，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
文／ 尤利娅·科姆斯卡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