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暴乱都闪耀着世界-历史的光芒，但因乔治·弗洛伊德而起的反抗则格外耀眼，因为它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暴乱通过证明其可能性从而拯救了社会生活，我们在户外戴着口罩站在一起，并没有被疾病击中。这些暴动重建了居所的“外部”，同时也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部”。在暴乱前，甚至在疫情前，我们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似乎是完全隔离开的。
外部的打开是抗议活动的一个偶然效应。尽管这些抗议是一种悼念，但一场暴乱也是一个人群不受控的互相作用的力量，这在大量的人聚集在户外时就会产生。通过创造公共空间的新用途——通过破坏街道设施，通过将玻璃窗击成碎片，通过让高速公路瘫痪——这些暴乱证明了，所有的物都可以因集体行动而彻底改变其性质。一场暴乱无法让死者复活，但是它却可以让城市死寂的空间重生，让街道重新充满活力——“我们的街道！”就像是那些高呼里所说，这种民权-无政府主义的陈腔滥调在此刻是有意义的，街道的确被用作了他途。那种占领街道的生理性冲击甚至在日常交通恢复后仍然挥之不去。
到外面去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直接触碰到空气，当你看到人群，你的感受会不同。社会生活恰恰是革命应该处理的问题，所以警察短暂而肮脏的历史不仅仅因控制奴隶而出现，也因控制人群而出现。不同于暴乱或是艺术的想法，警察是专门用来消灭的，在他们作为警察行使权力时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存在的。他们反对逃脱，反对聚集。街道是劳动阶级社会生活的框架和脉络，而警察限制了他们可以在那里获得的愉悦。警察的工作就是粉碎“非正式”的街道生活及其所有表现：街边摊、游荡，所有对他人无害的“罪行”，而警察将种族主义投射其上，并且给予其合法性。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他是一位街边小贩；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也是。禁止游荡也是同样的规则，这使得身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一种犯罪。
在纽约，六月的第一周，市政府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晚上八点前回到室内，于是一到八点钟，所有人都开始高呼“去你妈的宵禁”。那些没有回家的人就留在户外。没有人有意表现勇敢；他们仅仅是被集体的力量赋能了，这形成了勇气。警察想要阻止成千上百的人无规律地在城市各处聚集，但他们失败了。那个月，纽约市民差一点就击败了纽约警察。没有人使用武器，我们有的仅仅是个人的在场，还有火。
在暴乱之后，冬天到来之前，纽约一片沉寂。结果在外面，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夏天时，公园里充满了人和喧闹的音乐。烧烤的烟，叶子的烟，还有Pop Smoke的音乐勾勒出了纽约社群幽灵般的存在，在被政治抹除后如同鬼魅一样的第二人生。我与在app上结识的人一道在夜间散步，突然之间突破了触摸的神秘界限。在雅各布里斯海滩，我们在深夜游泳，打扰了某些人的交欢。看到人们进入彼此是浪漫的。在展望公园，我们躺在洼地上，仰望天空被日落吞噬。“我每天都在外面”，我的一个朋友在10月的时候告诉我，“从暴乱的第一天开始。”随着冬天的来临，我们又发现了火，这就如同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历史尚未开启之时。我对暴乱的记忆即是人类超级强大的适应性的一幅图景。
共产主义是一种远离政府而亲近彼此的运动。街上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一种学习，因为这造就了人的接触。无论是对话还是对抗都是真正的教育。征兆和奇迹都还在，死去的人的名字被涂鸦在建筑物上，破碎的窗户就像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的呼吸孔。政府所做的一切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些时候，你甚至觉得政府可以在一夜之间蒸发殆尽。当年轻人们说，纽约会呼吸，或者，现在就要废除警察，他们是认真的——他们走到外面去，待上几个钟头，他们即是当下自由之处境的形象。
汉娜·布莱克（Hannah Black）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艺术家和作家。
文／ 汉娜·布莱克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