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在读美院，这是我艺术硕士项目的第一年。我是绘画专业工作室课上唯一的黑人学生。教授正在给我们看绘画作品的幻灯片（对，真的幻灯片）。这是一个经典的美院时刻。一群年轻人，一位年长的教授，工作室墙上投影的光。画，一幅接一幅，它们与本节课有关，在技法和题材上都让班上的人很感兴趣。
墙上出现了一个三K党人的形象。我倒抽一口气。这张幻灯片停留的时间似乎比其他都要长。
这幅画的主题很经典：工作室里的艺术家。画面中的艺术家穿着三K党成员的白袍，画风卡通、笨拙，几乎有点傻，仿佛是来自报刊上的滑稽漫画板块。画面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肿胀的。人物叼着一根胖乎乎的雪茄，冒着灰色的烟，像一股小龙卷风。他用鲜红的手拿着一支画笔，正对着画架上的一块小画布。他正全神贯注地画画，从画布上的线条来看，很明显，他正在画一幅自画像。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几乎是瞠目结舌地看着这幅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把这个主题画成这样。我想，他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这个？为什么我要坐在这里看着这张三K党成员的画？
我听见老师说：“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1969，《工作室》（The Studio），大概六英尺乘六英尺，布面油画。”
“你为什么要给我们看这个？”我问。大家都看着我。
“这幅画是加斯顿离开抽象主义，回归到一种新的具象手法的开始。”
“那他是三K党的人吗？” 我问。
“不是，”教授回答道。“虽然他把这个形象当作另一个自我。”
“他是白人？”
“是的。是犹太人。关于加斯顿存在很多争议。你应该研究一下。下一张幻灯片。”
我写下了这个名字。另一个自我？一个把自己画成三K党人的犹太艺术家？我无法再关注其他幻灯片中的艺术家了。我满脑子都是这张加斯顿的画。我觉得同学们肯定能嗅到我的愤怒。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都在学校图书馆里读所有能挖到的关于菲利普·加斯顿的资料。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作品。我了解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作为壁画家的工作，他在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经历，他作为抽象画家的成功，他的挣扎，他的信心的丧失，他如何回归到具象。我读了对他1970年在纽约马尔堡画廊展览的评论，展品中包括《工作室》。我读到了他长期的教学生涯。
我看到了他的作品《为同谋者作画》（Drawing for Conspirators，1930），画中一群三K党人对一个黑人施以私刑，而前景中一个戴着头罩的巨大的人物似乎陷入了遗憾的情绪。当我看到这幅画的创作时间早于《工作室》39年，我意识到这个意象已经伴随他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我看到的并不是我所认为的那样。我发现，这并不是证明艺术家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证据，相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位白人艺术家（美国艺术巨擘之一）与他自己在白人至上主义中的共谋抗争。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一位伟大的抽象画家拒绝了抽象——以及这个词在当时所意味着的一切——就是为了探讨他的白人性和他与种族主义的共谋。他没有把三K党的头罩戴在别人身上，而是在1969年把它戴在了自己头上。他为自己披上了日常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外衣（所以《工作室》中的人物的手是红色并非偶然）。与《同谋者》中的人物不同，加斯顿后来的画作（《城镇边缘》[Edge of Town，1969]，以及《黎明》[Dawn，1970]和《平地》[Flatlands，1970]）中的蒙面人物并没有实施暴行，他们在开车、抽烟、闲逛。他们在做日常普通的事情。
我学习了。而且我不是从舒适或受到保护的角度学习，而是从充满挑战和分析的角度学习。我学习到，我对艺术的感受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参与的催化剂。
现在，人们对艺术、绘画和谁有能力（甚至权利）来描绘特定主题的问题不乏愤怒情绪。图像可以激起强大的反应。人们声称图像会带来暴力，公众——尤其是被剥夺权利的人——应该被保护，避免受到那些会伤害他们的图像的影响。我想知道，人们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的反应会有多深刻的审视，这种反应是否超越了感觉，变成了想法。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愿意做这件时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从艺术作品中学习并参与其中，特别是那些我们觉得“困难”的作品。我想知道一件艺术作品是否是一个重新检视自我的机会。我想知道博物馆是否愿意教育他们的公众，以及他们的员工，帮助他们理解那里所展示的作品。我想知道人们是否明白，当他们在谈论一件艺术作品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自己。
说实话，我并非真的发问。我只是在感叹它们的消失。
对艺术的广泛理解是，这是一种植根于自我表达的个人活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被认为是不切实际或自恋的原因。更好的一种理解是，艺术家是过滤整个文化的管道。艺术家不仅在表达自己，也是在表达我们所共同拥有的文化的切身体验。当然，艺术家要对他们所创作的东西负责。我想说的是，艺术作品给予了我们反思其创作时代的理由。展览策展人的本职工作就是将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和作品的原始语境搜集起来，展现给当代观众，以避免过去的物件在历史真空中被观看。声称自己的白人身份阻碍了去呈现有关白人性的艺术作品，就像为了讨论种族必须要呈现黑人的声音一样让我感到忧虑。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貌似合理的观点认为，种族就是关于黑人。白人往往被允许宣称，因为是白人，所以他们不懂种族，不能理解种族，也永远不应该讨论种族。如果有一天种族问题凸显出来，那么白人会坚持认为，需要把黑人视为权威，必须对白人进行种族教育。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在免除白人对自己的种族身份进行审视的责任，从而让白人种族无知的神话得以继续长期存在。白人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也知道什么是白人至上主义。它们是美国生活的主导原则。黑人不需要向白人解释什么是白人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创造的压迫体系。但白人常常把他们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情绪劳动和内疚感外包给黑人，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我永远无法理解作为黑人是怎样的。” 白人种族无知的神话与神秘莫测的黑人性的谎言结为一体。
白人是有种族的。加斯顿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讲述面对白人至上主义时白人的共谋和沉默的艺术家，他戴上三K党的头套，审视自己的白人自我。就像1993年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对查理·罗斯（Charlie Rose）说的那样：“如果你只有在别人跪着的时候才是个子高的，那么你就有严重的问题。我的感觉是，白人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应该开始思考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 加斯顿的画作就是开启对莫里森所呼吁的白人要思考白人性是什么、做了什么的一个机会。
在现在这个很多人都要求白人和机构探讨他们在白人至上主义中的共谋问题的时代，一位1969年正是这样做的艺术家却因为他的这些作品造成了回顾展的延迟，这个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由于目前对邦联雕像和大量针对黑人的国家暴力形象的抗议，白人担心上述作品被“误解”为种族主义的或邪恶的。这种恐惧不应该阻止他们的工作，即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方式来呈现这些作品的创作语境，让所有内部和外部的支持者们都能认可。
加斯顿选择重新与世界互动，并将其形势描绘出来。他把自己的白人性、共谋和沉默展现在公众面前。他本可以继续创作让他成名的抽象画，但他要探讨这个肮脏世界的未竟之业。在他的时代，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但他选择把自己牵连进去——红色的罪恶之手，因潜在的暴力而踉跄肿胀。他把矛头指向自己，并明确表示，白人性携带着暴力的遗产，他而正是其中的受益者。
这才是问责的样子。
斯蒂夫·洛克（Steve Locke）是一位现居布鲁克林的艺术家和教育者。
文／ 史蒂夫·洛克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