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区”

所以现在最潮的是外皮、表皮或者说外壳：生态学又有了新的比喻，一种新的认识论又有了新的口号，这是继“蓝色弹珠”（blue marble）、“全星球”（Whole Earth）、“地球太空船”（Spaceship Earth）、“盖娅”（ Gaia）、“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等等等等概念之后最新的浪潮。“临界区：地球政治的观测站”（Critical Zones: Observatories for Earthly Politics）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这位认识论比喻与新词汇的可靠创造者，以及彼特·韦伯（Peter Weibel）这位一切领域、一切话题、一切学科方面的权威，在德国ZKM（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Center for Art and Media, Karlsruhe）策划的展览的标题，参与其中的另外两位策展人是馆内策展人马汀·圭纳德林（Martin Guinard-Terrin）还有贝蒂娜·科林滕贝格（Bettina Korintenberg）。据展览手册所言，展示我们这个深陷困境的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视作一系列临界区构成的网络”。“这些临界区源自亿万年来各种生命形式的创造，它们形成了一个区区几千米厚的表面。”展览组织者通过他们的标题来宣称，他们正对这个星球上生物的可思考性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

他们的总体概念乍看之下似乎是跳出常规的。当我们想象一个“区”，我们想象的往往是一个有边界的表面，一个二维的地图式区域，其中生物获得了包括从巴格达的“绿区”（Green Zone）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充满诗意的“区”等不同的生存环境。红灯区，自由贸易区。而“临界区”恰恰相反，它的首要特征是它的厚度。厚度或许是个不够充分的修辞，但总而言之，这“区区几千米”被宽泛地理解和经验为一个从海底延展到平流层的水平空间。对于拉图尔而言，展览的目标是“让观众提前认知临界区……那是他们终将登陆之处。”展览中四十余件作品/行动/文献的首要考量就是为这次登陆做好准备，它们被分为了六组，标题分别为“开始观察”（Starting to Observe），“我们并不生活在我们所在之处：幽灵面积”（We Don’t Live Where We Are: Ghost Acreages），“我们生活在盖娅内”（We Live Inside Gaia），“地球浪潮（地理学）”（Earth Tidings [Erdkunde]），“重画疆域”（Redrawing Territories）以及“成为地球的”（Becoming Terrestrial）。我们被要求像蠕虫一样爬过这个可供栖居的区域。这个区——我们的星球上我们唯一可以通过感官认知的部分——正在受到威胁，需要极大力度的关怀，而此次展览就是在寻求这样一种模型。

观众“登陆”这个充满关怀的空间是什么意思呢？ZKM由无数个厅组成，因为最初它被设计成一个媒体艺术的展示场所，并且和一个美术学院以及其他数个文化机构共享同一栋建筑，观众来到这里首先遭遇的是一个全世界最诡异的美术馆商店。我登陆时先看到中间桌子上摆放着21本书，其中13本是由美术馆馆长韦伯所撰写或者编辑的。其后是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另外30余本由韦伯编辑或者参与促成的出版物，此外还有两层摆放的是他的好友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作品。走出商店，观众会马上看到两块写满了口号和关键词的板子——这也是韦伯亲自操刀的。毫无疑问，我们登陆了某种媒体艺术的北朝鲜。我们被告知，我们亲爱的馆长和拉图尔先生一道，为我们组织了一场“思维实验与展览的特殊组合”。好吧，这组合确实有够独特的。

在他的《地球宣言》（Terrestrial Manifesto，2017）里，拉图尔转向了一种政治派系关系，这在他更早期的的研究里是不存在的。他早期的研究虽然十分具有启发性，但极少提出将知识建构从知识分子惯习以及他们所寄身其中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的对抗性方案。拉图尔强调，愈发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对地球的破坏有着相同的根源。在过去约四十年时间里，握有权力的人根本没有兴趣去思考在地球上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照顾好他们自己，拉图尔说。不过拉图尔这一朝向政治对抗姿态的转变在展览中却几乎毫无体现。

这里占据主导的——这个区域占了展览三分之一有余——是一系列试图记录或者观察这场登陆，再或者意在促使其发生的种种建议和策略的装饰性大混合。空间中有大量的屏幕，其中一些被过度设计和摆放位置别扭的家具遮挡住了：那些盒子，尤其是特别加长版的展示柜，小小的单人房间。几乎每件包含运动影像的装置中，你都可以听到一种经典的、深沉的散文电影式旁白，传递出一丝冷静疏离的气息，当然了，有时候你还是可以捕捉到一种轻微的抵抗，一丝不满的信号。大量的水从被密切关注的群落生境滴落，展墙上写满了协力机构和提供赞助的基金会及大学的名单。除了那些艺术家以及研究团队任教或学习的学校，另外一些不时被致谢的包括ZKM本身以及一些它的相关机构，比如说提森-博內米萨当代艺术基金会（Thyssen-Bornemisza Art Contemporary Foundation）。我没有资格去判断这里收集起来的这些研究的科学价值（加拿大是不是有人做相同的研究但做得更好？这是中欧洪涝问题研究上期盼已久的重大突破吗？），但我愿意尽可能地吸收它们提供的知识，但是因为缺少政治性以及其他非科学的社会性背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展览往往漂亮空洞的展陈和设计，这一点并不容易实现。然而这其中很多作品都是来自全职从事创作的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获取的信息构成了他们实践的核心。这些成果似乎并没有为自己找到特别的表达形式或者艺术性的传递方法。

那些同样从事研究但同时承认形式的重要性的艺术家构成了展览的第二个三分之一。这里，艺术和生态政治交汇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当物质的所有用途都变得不稳定以及充满问题，或者说一切约定俗成都不再可靠，那么形式是否还可能存在？艺术家奧托邦·尼坎加（Otobong Nkanga）的《伤痕的重量》（The Weight of Scars，2015）把织物与被挖矿摧毁的纳米比亚风景融合在了一起，可谓这个议题上最令人难忘的思考之一。莎拉·施（Sarah Sze）贡献了她高度细致的沉浸式空间，《燃点（计时器）》（Flashpoint [Timekeeper]，2018），这件作品依赖自身重复（“层层叠加，重重遮盖，无尽反射”）形成的内在结构，被策展人阐释为处理临界区问题的一种模型。这部分里的其他作品，比如朱利安·夏利耶（Julian Charrière）的长篇风景影像作品《消失的邀请》（An Invitation to Disappear，2018）则将生态政治问题进行了主题化处理，指向了某种曾经占据了所有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之物——崇高。当然，无论库布里克的太空美学多么迷人，这种对崇高的解读都有些站不住脚，尤其当展览目标是抛弃那种旧式的、半宗教性质的自然/文化二元对立以及那些古老的有关星球的比喻。但展览原本至少可以指出这种与自然的新/旧美学关系作为一个主题或者类型是一个迄今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至少不可能被研究式美学解决。

展览的最后三分之一汇集了这些当代艺术作品在历史上的前辈，比如自然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展览不乏问题地使用了德语词“Erdkunde”。这个词一般会翻译成“地理学”，这里被通俗化地译为了“地球浪潮”，意味着某种聆听，某种将“kunde”（更深入的知识）从“Erde”（地球）中引导出来的耐心和毅力。组织者们将这一姿态归功于德国浪漫主义（以此作为反对魔鬼、理性主义的法国实证主义者的对照吗？）。这些图示从历史上的对自然界的研究——其中一些很值得一看——一直延伸到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如同在他2017年以来的一些出版物中所表现的那样，拉图尔的“地球”转向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不远、但也称不上多么新鲜的琳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和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假说。尽管对“Erdkunde”缺乏批判性的应用损害了该展历史研究的部分，但对马古利斯和洛夫洛克等先驱的材料展示仍然体现了展览最精彩的一面。此外还有一些被特别介绍的艺术家也很不错，比如彼得·芬德（Peter Fend），他在系统性和政治生态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重要工作。但即便在这个部分，你还是会默默地希望美学和认知、再现与干预、呈现-技术性与论述性之间的分离可以得到更多的弥合。而当不同实践间的相关互动果真实现时——比如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对云雾形成与使用催泪弹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件作品同时拥有细腻和实用的美学维度，似乎又与展览所宣称的关注点缺少直接的关联。

总而言之，参观完这个材料丰富却相对缺少架构——即便拥有各种章节，各种指示性口号，宣言式的策展论述——的大型展览之后，我依然存有疑惑：为什么展览对于现在在更年轻和充满对抗性的一代中爆发的去殖民生态视角的讨论的表现如此之少？尤其当资本世、种植纪和触生世的理论家们一直在强调需要辨识并且明确区分出负有责任的结构、经济体以及阶层，而不仅仅是指出认知学以及系统性的问题。“临界区”的策展人们身处机构之内——显然这个机构拥有强劲的经济支持——而远离动荡的外部世界，他们策划的这场展览更像是一个舒适的学术工作坊，姗姗来迟又彬彬有礼地邀请人们打开自己的耳朵。

展览“临界区：地球政治的观测站”将持续至8月8日。

迪德里克·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是一位写作者，并且任教于维也纳美术学院。他与Oier Etexberria共同策划的展览“穷人的控制论”（The Cybernetics of the Poor）正在维也纳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至4月底。

文／ 迪德里克·戴德里克森

译／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