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博物馆（Palestinian Museum）坐落于西岸肥沃的山间，拜尔泽特（Birzeit）大学城内，离南面的城市拉姆安拉（Ramallah）只有几英里路程。其造价2400万美金、LEED（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的建筑体由位于都柏林的赫尼根-彭建筑事务所（Heneghan Peng）设计。博物馆于2016年5月18日开幕，也就是“浩劫”（Nakba）六十八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该事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五年来，博物馆发展出了一系列富有活力的项目和精彩的展览。《艺术论坛》杂志邀请了学者哈南·涂肯（Hanan Toukan）和巴勒斯坦博物馆馆长阿迪拉·拉伊迪-哈尼（Adila Laïdi-Hanieh）就殖民主义下的机构建设展开讨论。此次采访于2021年5月进行，与此同时以色列军队正对加沙发起空袭。
HT：当巴勒斯坦博物馆于2016年5月开幕时，很多评论和学术分析都将侧重点放在了概念而非实体机构上。写作者们尤其在意这样一个美术馆在巴勒斯坦的殖民背景下的意义，它与它所在的这片土地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揭露出以色列殖民主义对巴勒斯坦的剥夺，人们对拥有自己土地的渴望。
现在这个博物馆已经成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运营的相当成熟的文化机构。理论性的问题变成了实际的经验。博物馆是如何跨越那些它最开始想象自己跨越的界限的？博物馆刚成立的时候，很多或愤怒或好奇的对话常常围绕着一个简单的问题展开：巴勒斯坦博物馆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开设？很多媒体报道把开幕时空荡的大厅看作巴勒斯坦被剥夺的处境的写照。不过在这些玩笑式的谈论之外，确实存在着一种实际的改善日常现实的愿望：人们希望有一个他们可以周末带着孩子参观和学习的博物馆，一个可以看到好的艺术并和朋友在旁边咖啡馆闲聊的地方，附近比尔泽特大学的学生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当代艺术。艺术家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在本地以及国际上展示他们作品的文化空间，他们可以在一个跨国、跨文化的框架下开展教学和讨论。博物馆的策展团队是如何处理这些形形色色的需求并且将它们转译为可以触及巴勒斯坦社会复杂现况的活动安排的——既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是为了那些身处其外的人？
ALH：我想先提供一些背景。我从2018年9月开始担任馆长，当时的董事会马上就要求我制定出此后几年的展览计划，以及博物馆第一个五年节目策划方案。这些我都做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努力建立内部的机构架构。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项无聊的工作，但我对此充满激情。我们生活在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制度下——基本是以顾问和自由职业者为主——这导致了一种整体性的脆弱，而且在掏空巴勒斯坦的机构；这种情况对文化领域来说无异于灾难。我可能听上去很老派，但我的目标是发展出一个框架，让专业性的实践可以成长，经验得以积累，并且建立起标准：总的来说，建立起一个在我离职时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机构。在巴勒斯坦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都需要强韧的机构，让人们可以集中在一起工作，并且发展出可持续性的工作方法。掌握自己的叙事和历史，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这些叙事和历史，需要良好的、稳定的团队。
我创建了两个新的部门，一个是策展、展览和收藏部门，另一个负责研究、教育和出版。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两或三年制定计划，对我们的工作和节目做实验和评估。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组织的研讨会是什么意义，我们的补助金是给了什么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对话实验室、数字平台以及年度展览规划。这个博物馆是要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很有耐心地探索一些主题，并且拓展它们的深度。我们并不想做到面面俱到。
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打开新的视角来发展关于巴勒斯坦的知识。发展内容需要一个稳定的空间，人们可以真正投入他们的精力。这很奢侈。我们是一个处在殖民占领下的国家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所依赖的是巴勒斯坦赞助者的善意，而他们的慈善事业同时还面临着更多的紧急需求。所以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这些仅有的资源。此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同胞被关在以色列的监狱里，另外一些人则被任意地杀戮。
我在博物馆的工作就是与这样的现实并肩而行。我可以直视人们的眼睛说，我们保持着内容和制作的最高标准，并且尊重我们的前人的经验与牺牲，无论是在巴勒斯坦之内还是之外。
HT：艺术对人类精神而言至关重要。但不得不说，巴勒斯坦博物馆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位置，它必须面对反殖民斗争中更急迫的人道主义危机。与此相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的工作堪称奢侈，我觉得非同寻常的一点是，你必须做到可以直视其他人，去解释而非辩解你做的那些艰难的决定。
ALH：我们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什么。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必须说清楚一点：我们不是一间美术馆。巴勒斯坦博物馆是一个非政府的巴勒斯坦文化和历史博物馆。或者可以说，一间巴勒斯坦历史、文化与社会博物馆，其关注的重点是现代阶段。
我在2019年制定的新策略当中，我们再次总结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提供关于巴勒斯坦的解放性的学习体验。学习体验可以是一场展览，一次VR体验，一个家庭开放日、学校参观日，一位年轻设计师的暑期课程，研讨会，出版物，音乐会或者戏剧。学习体验也可以是美学体验，二者都在影响我们的感官和感知力。
这个模型是从我们的客座策展人瑞秋·戴德曼（Rachel Dedman）2018年的展览“爱的劳动：理解巴勒斯坦刺绣的新路径”（Labour of Love: New Approaches to Palestinian Embroidery）发展出来的。这个展览把民族志学的材料——服装和饰品——与艺术品、文献、声音素材等并置。我们最近的展览“耶路撒冷印刷”（Printed in Jerusalem）——我们是在Covid-19的封锁期间开幕的——展示了出版社印刷工厂的材料。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但是参观者在经过了策展人精心设计的主题分区和灯光设置的空间内移动，这和在教室里学习又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学习和美学的混合体验。
HT：我还记得在瑞秋的展览上感受到的震动，那不是因为这些刺绣品对我来说是新奇的——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而是因为它们被安置的方式。这个展览让我开始重新想象，这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工艺对于长期生活在政治动荡中的人们的意义是什么。换言之，我感受到了与自己的过去的连接，此前这种连接常常被我简化为传统。我后来意识到，正是因为这个展览的编排和总结方式，“tatreez”（传统巴勒斯坦刺绣）才变成了一个我可以真正理解的东西。
ALH：是的，巴勒斯坦服装在巴黎或者伦敦或者伯明翰的博物馆都展出过，但一般都是作为“时尚”或者是民族志材料。我们的展览很重要的一点是呈现这些衣服和饰品生产、表现、穿戴习俗的政治和社会物质背景。我成为馆长后邀请了客座策展人蒂娜·谢威尔（Tina Sherwell）策划了“亲密领地：消失风景的再现”（Intimate Terrains: Representations of a Disappearing Landscape，2019），探索现代和当代艺术实践中艺术家与地方、归属的关系。那是有史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巴勒斯坦艺术展览。我们开放了主展厅外的空间，通过展示激发了这些艺术品产生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图表和印刷品来提供一个话语上的语境。
HT：我在想很多用于在机构内“遭遇”艺术和文化的手段。也许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会更灵活？因为一方面你可以满足那些想要在传统意义上的的美术馆获得美学体验的观众，另一方面你还可以吸引那些对催生了这些艺术品的巴勒斯坦传统及政治背景感兴趣的观众。
ALH：巴勒斯坦博物馆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文化中心或者一间美术馆。当代艺术界近几十年经历了一种话语转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和策展人使用学院研究的工具——比如档案、地图或者记录素材——把这些元素带入博物馆。就我们的展览而言，我们所做的工作正好相反：我们是从话语和档案开始，然后把艺术和艺术展示也囊括进来。
HT：博物馆和文化中心间的界限——“本地”和“国际”观众，这些观众的美学品味和渴望间的差异——触及到了阶级的问题。我提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想问“谁”会来博物馆，同时也是想问博物馆本身——如你所言，作为一个明确地从话语开始，然后囊括进艺术的机构——如何重新思考巴勒斯坦的阶级问题并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维度。巴勒斯坦博物馆是否可以以及是否需要让观众思考这个机构中资金的流动和资本的场域问题？或者用一种更通俗的方式来问，博物馆的工作是否包括改变巴勒斯坦的阶级态度和阶级经验？
ALH：对我来说这不构成问题。在巴勒斯坦，掌握文化资本和掌握经济资本并不总是绑定在一起的。
居住在拉姆安拉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拥有特权。如果谈到博物馆的外延的工作，我们为来自西岸各地的教师和学生设有培训项目和出版物。我们用巴士把他们从杰宁、从希伯伦，以及遭到以色列占领者攻击的区域接来。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以色列的隔离墙，我们无法联通耶路撒冷或者加沙地带，我们也无法联通’48区域的学校，他们被禁止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来，巴士上必须有一位持武器的护卫，但我们的博物馆不允许携带枪支进入。在Covid-19封城期间，我们把我们的教育项目移到了线上，我们接下来还会进一步扩展我们的在线活动，希望可以触及更多流散的以及身处边远地区的巴勒斯坦家庭和孩子。
HT：欧洲的博物馆可以从巴勒斯坦博物馆学到什么？现在几乎没有人再会否认博物馆本身就是殖民系统的产物。批评家们早就提醒人们关注文物是如何被获取和转移的，以及社群如何展示他们自身的历史等等。
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充斥着革命和暴力反革命的时代，对博物馆的批评和怀疑声浪变得越来越高涨。欧洲的博物馆面临着一个多样性危机——单是文化上的多元已经不够了——此外还有更大的观众群对博物馆的信任危机。各地都发出了博物馆去殖民化、对资金来源负责的呼声，要求博物馆通过非经典的方式去重释其展览和收藏，要求策展人们在道德上反思他们宣称代表的人群。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在中东地区的博物馆中，阿拉伯海湾地区的博物馆尤其体现了威权主义是如何利用艺术来从上向下地塑造民族身份和归属，政府引导的社会发展，以及国际软实力和公共政策手段的。
现代博物馆的认知根基——在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暴力更迭中——其逻辑恰恰是与巴勒斯坦博物馆所背道而驰的。巴勒斯坦博物馆是产自一种在一个复杂的、后殖民-殖民现实中生存的需求。或许这只是我个人对巴勒斯坦人创造力，以及他们在面对意在摧毁他们的军事工业时表现出的坚毅的天真信仰，但我认为巴勒斯坦博物馆或许为今天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面临的窘境提供了一种出路。你同意这点吗？如果同意，那么你认为这将如何实现呢？
ALH：我当然知道这些辩论，哪怕仅仅是因为有些博物馆会邀请我们合作以便为他们变化的观众群提供“多样性”。但这些辩论对我们而言并非必须。生活在占领之下，作为这样一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是去叙述那些未被叙述的故事，给我们实际和潜在的观众提供不同的学习体验。从内部来看，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不是来自那种象牙塔式的博物馆背景，在那里，专业知识和鉴赏能力守卫着阶级边界并且加深了特权。而我们的驱动力是公民价值。
此外，因为长期处于占领之下，巴勒斯坦在我们之前没有任何大型的博物馆，所以博物馆也从来不是一种当地人熟悉的职业选择。我们无法从世界其他地方聘用有博物馆经验的人，因为他们未必能够获得以色列发放的签证。我们只能雇佣生活在这里的当地人。我的同事们很年轻，全都是巴勒斯坦人，其中大部分为女性，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地理和教育背景。我们的员工就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他们有些人在当地学习，有些人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读过书。其中有一部分人参加过大英博物馆和沙迦博物馆的线上或线下培训项目，我们也在计划发展更多此类项目。
HT：从你的描述来看，观众显然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博物馆员工可能并没有比如哈佛的学位或者受过专业学校的培训。他们的创造和生产是水平展开的，而他们的生活则完全处在一种无法预期的殖民背景下：随处可见的检查站可能导致你某天无法来上班，你或者你认识的人的房子一夕之间被摧毁，你的兄弟姐妹某天午后采摘橄榄的时候被捕或者消失了。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但我想我想要说的是：虽然在西方，文化领域内有着强烈的后殖民转向，机构会通过去殖民化实践来处理殖民遗毒的问题，但在面对巴勒斯坦尚在持续的殖民现实时，机构是失语的。巴勒斯坦博物馆或许是一个校正这些遗毒的机会，但实际的情况是，巴勒斯坦孤立无援，这个博物馆和相应的文化项目不仅反映了面对被抹除的危险时的生存欲望，也是对结构性不平等的一种创造性回应。
ALH：是的。但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巴勒斯坦博物馆采取了年度展的模式。我们确实在通过各种方式扩充我们的馆藏，我们和欧洲及美国的文化机构之间都有合作关系。
但是，大部分巴勒斯坦文物和考古学材料都掌握在以色列手里。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已经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博物馆。它的核心收藏来自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发掘。英国人延续了奥斯曼帝国没完成的工作，建立了巴勒斯坦考古博物馆，现在被称为洛克菲勒博物馆。从1967年对东耶路撒冷的军事占领开始，这间博物馆就由以色列博物馆（Israel Museum）运营。以色列博物馆掌握着1967年后洛克菲勒博物馆的馆藏，此外还有无数从加沙、纳布卢斯和耶利哥等地出土的文物。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处在殖民制度下的非政府巴勒斯坦博物馆可以展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展览发展出了一套混杂的解决方案。我们不想什么都不做，只是说“等到巴勒斯坦解放那天，我们会建一座博物馆。”巴勒斯坦现在就应该拥有一间大型的、专业的博物馆，而我们就是这间博物馆。
去殖民化是一种紧迫的、有必要的辩论，但是它的重点是去纠正数百年前的错误。我曾经在国际性的论坛上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困境似乎还没有引发重视：我们的处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殖民主义，它违背了国际通例和联合国的决议。
HT：我在新闻里看到以色列的疫苗研发项目很成功，但同时却拒绝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接种，这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德上来说都违反了日内瓦协议，我也读到最近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暴力清洗，我不得不想到，以色列的这些行为几乎是被国际外交界默许的。巴勒斯坦博物馆属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他们的日常就是要抵抗全世界几乎最残暴的军队对他们的抹除。就算是博物馆提出了创新和有想象力的工作方法，我也很担忧其延续性。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以色列对于任何证明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延续至今的个体和机构毫不留情。我想很直接地提问，如果这栋建筑被摧毁，博物馆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ALH：显而易见，你是一个巴勒斯坦的机构，就意味着你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机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拥有出色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精通技术的同事，这让我们在2020年的封城期间还可以持续工作，创造出一系列精彩、多样的在线活动。
既然我们是巴勒斯坦人，就必须接受危险时刻近在咫尺的现实。我了解这一切，我曾经主持过拉姆安拉的卡利尔·萨卡基尼文化中心（Khalil Sakakini Cultural Center），2002年的时候，以色列军队洗劫了这个机构。
巴勒斯坦博物馆建立在对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人的未来的信念上。我们所有人都会继续工作。但我们并不一定要保存大量实体档案。我们会把那些濒临危险的收藏借来，对其进行整理和数字化保存，然后上传到一个开放平台，最后我们会把这些物件再归还它们的拥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巴勒斯坦研究院（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合作创建了巴勒斯坦之旅（Palestinian Journeys）网站。这个网站是一个关于巴勒斯坦历史的免费双语百科全书。
HT：所以基本上你们如果获得照片或者其他物件、材料，就会把它们数字化然后归还？
ALH：不。我们有在建立自己的馆藏。我刚才说的只是巴勒斯坦博物馆数字档案这一个项目的情况，这个项目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时间了。
HT：这意味着你们既要为未来做准备，又要为此刻工作。你必须一边处理现实状况，一边继续向前。
我想要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巴勒斯坦博物馆可以告诉世界什么——或者说展示给世界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是通过让物件在它们各自的环境里生存来维持它们的活力。我很喜欢这种应对现实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认为巴勒斯坦博物馆是想象性的，它提出了博物馆处理物件的新的方式。我记得你说过，“这些东西都是人们现实和生活的组成部分。”
ALH：数字化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叙述。你不是只能通过展览来叙述巴勒斯坦的历史，这也是我们的研究和数字项目发挥力量的地方。
我想把谈话停在一个比较积极的点上。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普通的博物馆运营的问题，而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问题。但即便有这些可怕的困难，我们的工作依然是一次美丽的巴勒斯坦之旅。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美丽的。我们希望可以为巴勒斯坦人民悲惨的经历和历史做出一些补偿。我们直视痛苦、压迫和剥夺。这些都是让人极难面对的材料。但这就是我们的材料，我们必须面对它，将之归档、展示。
HT：这听上去真的很棒，也很美。确实是积极的，即便艰难。
ALH：很艰难。我们最近借到一件下个展览要展出的作品。艺术家跟我们讲了作品背后令人心碎的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如此赤裸，如此残酷。但你必须继续前行。你必须记录下这个故事，把它挂在墙上，让人们看到，让人们思考。这是我们的身份的一部分。
哈南·涂肯是柏林巴德学院（Bard College Berlin）政治与中东研究系助理教授。
阿迪拉·拉伊迪-哈尼是巴勒斯坦博物馆馆长。
文／ 哈南·涂肯、阿迪拉·拉伊迪-哈尼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