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娃娃愿意开口，她将能够讲述所有的历史。在20世纪下半叶，芭比·米利森特·罗伯茨（Barbie Millicent Roberts）飙升成为本世纪中女性气质和商业主义的理想之选，她的比例“完美”并被大量生产。破娃娃（Raggedy Anns and Andy）和关于他们的图画书一起兜售，很早就证明了将文学作品与商品销售相结合的盈利能力。1983 年，椰菜宝宝们（Cabbage Patch）引起轰动，开创了美国怪诞娃娃的风潮，也由此创造出了“黑色星期五”。每一个娃娃都揭示了一部分关于文化、商品、女性气质和国家精神的信息，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娃娃也都是一个独特、备受宠爱和拥抱、最终被扼杀并被抛弃之物。
在这个“代表性”的游戏中，娃娃还成为了种族和肤色的标志。这种物是“非我”的（not-I），但它同时又是人类的肖像，混淆并重新划分了人和物之间的区别。纽约历史学会（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追踪19世纪和20世纪黑肤色玩偶流通的展览“黑娃娃”（Black Dolls）将这些线索整合起来，探索了它们作为玩具、民间艺术和政治工具的历史。
这场由玛格丽特·K·霍弗（Margaret K. Hofer）和多米尼克·让-路易（Dominique Jean-Louis）策划的展览展出了一百多个手工制作的小型雕像，其中大部分是从黛博拉·内弗（Deborah Neff）经过几十年收集和积累下来的私人收藏中挑选出来的。展览关注的重点放在1850年至1940年间，也就是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及其昂贵的瓷器雕像到商业玩偶制作的出现。（芭比娃娃将在1959年到来；“美国女孩”系列的第一个黑娃娃Addy Walker诞生于1993年。）这些娃娃令人着迷，唤起了数不尽的形式、风格和性格。她们穿着活泼的印花连身裙，戴着相配的头巾和帽子，随处可见那个时代的宽大袖子、缎带和高领，这几乎是在邀请（甚至可以说是要求）人们将其叙事化。她的大裙子下面还有衬裙——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夫人！另一位的眼睛是由线缝制而成的，形状怪异，让人联想起爬行动物。还有穿着斑点裙子（或许曾经是全白的）的那一位，她有着一双哀愁、低垂的眼睛，她悲伤既显而易见又神秘难测。
这些玩偶的制造来源大多很难说清。很多玩偶是由金属和各种重新利用的纤维制成的——棉花、粗麻布、毛皮、纱线、椰棕毛——展览中的这些玩偶很多是黑奴妇女手工缝制的，她们做给受她们抚育的白人孩子还有自己作为奴隶的孩子们。 “奴隶孩子”，这个定义多么令人愤怒。被奴役的少年作为人力资本存在，不受法律保护，也被剥夺了成年前的生活乐趣。然而，他们“狡猾”的黑人母亲还是会忙中偷闲，让他们在各种苦差事中也有玩耍的机会。
白人女性废奴主义者感受到了玩具的力量和魅力，将它们用作政治工具，制作娃娃和其他纺织品以筹集资金并争取公众对废奴运动的同情。缝纫成为一种激进的组织形式，提供会议空间、竞选活动和刺绣宣传，展现了所谓女性工作的软实力。与公共广场的传统男性主义概念相反，她们将家庭空间定位为一个公共政治舞台，这也体现在她们的口号“愿我们的针尖刺痛奴隶主的良心”中。
一个据说是罗德岛废奴主义者辛西娅·沃克·希尔（Cynthia Walker Hill）制作的娃娃穿着条纹裤子和大衣，他的绅士装备跟脖子上的奴隶项圈显得很不相配。他的身体怪异地弯曲着，错误的角度也回应了支撑着所谓“特殊”制度的扭曲逻辑。另一个用黄铜和皮革制成的人偶是为联邦军募资而制作的。他纱线般的头发被精心地分开，脸上带着正义的对抗表情，突显了其中的讽刺性矛盾：出售模仿黑人的玩偶以抗议出售黑人。
展览还展出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孩子抱着娃娃的照片。无论黑人还是白人孩子都最常被对方种族的玩偶吸引；我们从展览提供的信息中了解到，黑人孩子抱着黑人娃娃的历史图像并不常见。一个头发卷曲、穿着漂亮靴子的黑人小女孩凝视着她的娃娃的白色脸庞。她自己的脸反而因为运动而模糊了，仿佛她刚刚转向她腿上的娃娃。年轻的“卡林顿家的女儿”正对着镜头，用更有力的那只手抓着她的白色洋娃娃。一名白人女性保姆抱着一个看似由布片制成的黑色娃娃。娃娃让人想起站在男孩身侧的这位看护者，她必须忍受他的各种任性和怪脾气，就好像他对待他手中的娃娃一样，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娃娃的历史中一直不乏关于人格和自主权的复杂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类似于儿童（被剥夺了权力、身材矮小）和奴隶（被购买、交易、任意对待）。南北战争前的时代充斥着关于有知觉的玩偶的故事，表明了人们对商品的恐惧，理论家比尔·布朗（Bill Brown）称之为“美国式怪异”（American uncanny）。 在朱莉亚·夏洛特·麦特兰（Julia Charlotte Maitland）的《娃娃和她的朋友们，或塞拉菲娜夫人的回忆录》（The Doll and Her Friends, or Memoirs of the Lady Seraphina ，出版于1852年，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同年）中，这些玩具感觉自己是“纯粹依赖性的种族；或许有些人会称我们为奴隶。”《汤姆叔叔的小屋》颠倒了这个比喻，奴隶孩子托普西被描述为“乌黑的侏儒”，她那呆滞的、娃娃般的眼睛没有反映出任何内在的东西。
尽管这些玩偶栩栩如生、纯洁美丽、个性鲜明，但也无一例外地让人联想到它们几乎难以掩饰的种族漫画的本质。黑家伙（Darkies）、浣熊侠、汤姆斯、皮卡尼尼、吟游诗人和可怜的黑妈咪（Mammy）等形象出现在展厅中的一个小展柜上。它们吸引也排斥着博物馆的参观者。有人蹲下、嬉笑，然后匆匆离开。也有人因为看到老吉姆·克劳（Jim Crow）而震惊，他被钉在玻璃罩子底下，但还是气势十足。博物馆的黑人保全人员似乎尽可能地远离这张桌子，这更让它有了一种特殊的气息。对本文作者而言，这也是对更可爱的娃娃们编织的幻想的必要性破坏，如同一盆冷水，以消除它们的诱惑。无论是否拥有片刻的欢乐，被奴役的生活都是残酷而无止尽的；无论沉迷于娃娃带来的愉悦有多迷人，从无法忍受的事物中得到的轻微缓解都有可能会掩盖其中的恐怖。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