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在《艺术论坛》第一期杂志上，创刊编辑菲利普·莱德（Philip Leider）为艺术的自主性抛下战书。“当欣赏艺术的公众出于爱购买画作时，艺术和艺术家就将蓬勃发展；如果买艺术等于好投资（华尔街意义上）的神话不被打破，其结果对两者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这段话摘自莱德对两本1961年出版、有关艺术与金钱的著作的毒舌书评，而在我看来，它也是杂志草创时期对自身所秉持精神的一次表达，（金融）投机在此处成为一种必须被排除在外的构成性元素。对我来说，整句话的关键词不是“神话”，也不是“灾难”，而是“爱”。
我一度想过把六十周年特刊的纸幅交给《艺术论坛》的历史“痛脚”。每本杂志都有能够凸显其活力的内在张力，而我们的张力之一就在于，一方面我们相信金融化腐蚀艺术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大力参与了市场意义的建立。既然如此，何不鼓起勇气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不稳定性的加剧已经使得投机成为唯一能让人感到相关的把握未来的模式。“自然”资源的枯竭正在启发资本拓展更新、更荒诞的开采领域（电脑通过处理交易链来“挖掘”货币——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感觉手指都麻了）。但在跟作者们聊天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投机只是浅层问题。我听到的是另一种渴望，渴望知道为什么艺术或写作在当下仍然重要，既然艺术已经把自身那么多力量都让渡给了财富曲线的涨落变化和新闻热点的循环更替。除了与资本的亲密关系，除了易被嘲讽的脆弱性，艺术肯定还有些特殊之处吧。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文献。《艺术论坛》的历史上从不缺捍卫艺术特殊性的猛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名字之一就是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他1967年针对极简主义的批评《艺术与物性》（Art and Objecthood）至今仍堪称是一篇标杆性文本。和莱德一样，弗雷德也认为有必要维护艺术的自主性，跟随他内心“想要区分出我认为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艺术的欲望。”当然，他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为艺术寻找一个对立面，也就是被他称之为“剧场”的东西，那种“位于各门艺术之间”的东西：通过将作品暴露在主观与持存的各种日常偶然性之下，剧场败坏了艺术。
对我来说，弗雷德的文本如同某种福音，充满了福音书里惯有的各种可怕的末世论允诺。（文章最后的结语——“在场性即恩典”——其观念上的精练令人寒毛直竖。）我欣赏他对超越时间之外的神秘维度的探寻，也叹服他将异化翻转为一种返魅（reenchantment）模式的能力，即便我担心他对瞬时性高于历时性的强调也导致了艺术在某些寄生资产类别中显得更具吸引力。我认为弗雷德的文章仍然具有生产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蓝本，示范了如何为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建立强大的理论后盾。
然而，当我第四次，第七次，乃至第九次重读这篇文章，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却是文中偏执的措辞，以及仿佛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检控官似的语气。艺术的“存亡”端赖其是否能够“打败”剧场。事实上，现代主义认为对剧场的“克服”才最“值得歌颂”，因为剧场导致艺术的“堕落”，“腐败”和“倒错”。所以，几年前艺术史学家克丽斯塔·诺埃尔·罗宾斯（Christa Noel Robbins）挖出1967年3月16日弗雷德写给莱德的一封信也就显得毫不奇怪了。弗雷德在信里写道：“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么个想法，虽然听起来很疯狂，就是在这篇关于雕塑-剧场的文章里专门用一节讨论腐败的感知力如何就是最典型的基佬感知力……”[1]
虽然听起来很疯狂，我认为我们最腐败或最基佬的感知力（可能也就是说感知力本身）也许可以帮我们在这片熊熊燃烧的圣林中找到方向。通过追求那些在弗雷德给出判词的几年前曾被桑塔格优美地描述为尚未“僵化成一种思想”的“神秘吸引力”，我们能学到什么？
基佬感知力是疏离者的交响乐。我从这期杂志上韦恩·科斯滕鲍姆（Wayne Koestenbaum）和布鲁斯·海恩利（Bruce Hainley）有关纪饶姆·杜斯坦（Guillaume Dustan）最近刚被发现的录像遗作的对话中听得很清楚：“内部革命必须先于外部革命，”这是海恩利在谈到杜斯坦的《蹲》（Squat，2002）时说的，视频里，这位已故法国作者-影人在跟人传授他忧郁的拳交艺术。虽然我对“必须”这个词的斩钉截铁感到不是很确定，但我同意与他人一起探索内部的愉悦确实具有某种革命性。是革命性的，也是修复性的。
几年前，我刚刚就任《艺术论坛》主编不久，跟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聊天时说起我想为修复性的批评提供土壤。今年早些时候我们见面讨论六十周年特刊时，他要我再解释得清楚一点。我找不到合适的词。但是没关系，因为和往常一样，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已经帮我找到了：
“从一种修复性的位置上进行阅读意味着放弃那种世故的、焦虑的、偏执狂式的执念，也就是说不再坚持认为：无论多么难以想象的恐怖，都不会让读者感到是新事；对于一名处于修复性位置上的读者来说，对意料之外的体验是现实而且必要的。因为有些意料之外可能很糟糕，但有些可能很好。所谓希望，体验起来常常让人伤筋动骨，甚至留下创伤，而希望正是处于修复性位置上的读者在尝试组织她所遭遇或创造的碎片和部分客体（part-objects）时调动的能量之一。”[2]
借用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的说法，我将这一实践称为“爱的功课”（love’s work）。（塞奇威克也提到，精神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赋予修复性过程的名字之一就是爱。”）这是一种在被“怀疑的阐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遗弃的空间里培育出来的理论化实践，它是本土的，而且非主流得充满自豪。它持续不断地“追求愉悦”，把粮食从文化的粮仓里释放出来，哪怕如塞奇威克所言，“这个文化公开宣称的愿望通常并不是要养活它们。”在这点上，我认为，它是一种重要的但当然并非唯一的少数派（minoritarian）实践。
它存在于本期杂志各位撰稿人在回答我们问卷时提到的那些照亮他们夜空的艺术与文字中。它是福斯特在他关于“二律背反”的文章里将敌托邦的轨道导向乌托邦地平线的努力，也是他在考察伊娃·海瑟（Eva Hesse）高情感浓度的艺术如何将原子化的序列性代谢为融合集体的团结时所编织的网络。它存在于科斯滕鲍姆和海恩利对杜斯坦的量子式迷恋中。休伊·科普兰（Huey Copeland）和珍妮特·蒂斯（Janet Dees）谈及在准备一场情感上令人倍感折磨的展览过程中需要怎样具体的关照行为时，从中亦可窥见爱的功课。它同样存在于大卫·乔斯利特（Daivd Joselit）与今年几场国际大展的激进提案富有生产性的遭遇中；存在于哈里·伯克（Harry Burke）和“森林课程”（Forest Curriculum）在第十五届文献展展评中对团结和自我反思的呼吁里；存在于奥拉米丘·法耶米森（Olamiju Fajemisin）对阿瑟·贾法（Arthur Jafa）强有力的高密度创作的细致解读中；存在于乔安娜·菲特曼（Johanna Fateman）对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作品惊人的异轨的剖析，以及格雷厄姆·巴德尔（Graham Bader）对人物肖像如何更新我们“有关社群自身的认识论”的探索里。一条纵贯线出现了，对伦理的投入作为通向幸福（eudaemonia）的道路。这是我想要的政治。
当然，做杂志最大的乐趣之一就在于和大家一起工作。执行编辑伊丽莎白·沙姆伯兰（Elizabeth Schambelan）在她文章里提到的“具有鉴别力的折中主义”不是来自一个人，而是来自一群人。如沙姆伯兰在文中引用的海伦·莫斯沃斯（Helen Molesworth）所言，它属于一个“使亲密成为公共”的批评传统。《艺术论坛》的读者、作者、编辑、制作团队、广告代理和出版人都处在一场长期的对话中。亲密——不是内面性或主体性，而是使我们的存在遵从于一个世界的那种互相渗透性。换句话说，就是“位于各门艺术之间的东西。”神性真的无处不在。在场性或许是恩典，但交融神圣无比。
注：
1.引文全文为：“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么个想法，虽然听起来很疯狂，就是在这篇关于雕塑-剧场的文章里专门用一节讨论腐败的感知力如何就是最典型的基佬感知力，以及即便基佬们没有杀死肯尼迪（那个叫加里森的家伙暗示是他们干的，让我觉得很妙），他们也应该被踢出艺术行业，发配到华尔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工作。”罗宾斯有关这段文字勇敢而出色的分析参见《迈克尔·弗雷德的感知力》（The Sensibility of Michael Fried），《批评》（Criticism）2018年秋季刊：429–54页。
2.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偏执型阅读与修复型阅读，或者，你的偏执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会以为这篇文章写的是你》（Paranoid Reading and Reparative Reading, or, You’re So Paranoid, You Probably Think this Essay Is About You），收录于《触碰感觉：情动，教学法，述行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杜克大学出版社，2003）,146页。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