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两部最为引人入胜、制作精良的电影深入探讨了母子关系的深度以及人与家庭、文化和自我分离的痛苦。爱丽丝·迪欧普（Alice Diop）的《圣奥梅尔》（Saint Omer）和尼基亚图·朱苏（Nikyatu Jusu）的《移民保姆》（Nanny）分别讲述了居住在法国和美国的两位既有野心又不乏聪慧的塞内加尔裔女性的故事。《移民保姆》是一部充满恐怖元素的跨文化心理惊悚片。《圣奥梅尔》则是一部法庭剧，部分改编自一名妇女的法庭审判记录，她将年幼的女儿留在水边的海滩上，以便“海水将她的尸体带走”。所以是的，这也是一部恐怖片。
朱苏电影标题里的保姆名叫阿妮莎（Aisha，安娜·迪欧普/Anna Diop饰），她是非法移民，但看上去行事果敢。阿妮莎的工作是照顾罗斯（罗斯·戴克尔/Rose Decker饰）——一对有钱的白人夫妇（米歇尔·莫纳汉/Michelle Monaghan和摩根·斯佩克特/Morgan Spector饰）五岁的女儿。这家人住在曼哈顿下城一栋无比宽敞、几乎完美的房子里。我说“几乎”是因为，对那些渐渐把阿妮莎压垮的可怕的噩梦和幻觉的一个“科学”解释是，当她的雇主需要她过夜时她睡的那间阴暗房间天花板上有黑色霉菌在蔓延。一种更精神分析的解释是，她梦中的形象是西非民间传说中的骗子和水鬼，它们都来自她的童年记忆，有可能是她的愤怒的表达。
这是爱上了阿妮莎的美国黑人马利克（辛奎·沃尔斯/Sinqua Walls）的祖母（莱斯利·格塞斯/Leslie Uggams）提供的解释。马利克承诺给她一个不再被两个世界撕裂的未来。这正是阿妮莎为自己和她的儿子拉明（Lamine）渴望的未来，拉明和罗斯差不多年纪。但她还没有攒够给拉明购买来纽约的机票钱，这让她对离开孩子的焦虑和内疚与日俱增。阿妮莎的愤怒既是针对自己的家庭和社会——他们因为她的单身母亲身份而将她拒之门外，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塞内加尔，那么她儿子的未来也会受影响。她同时也对她的雇主感到愤怒，他们粗心地忘记支付她所欠的款项，以至于她不得不推迟购买拉明机票的时间。阿妮莎或我们都没有忘记，她也把儿子交给了保姆照顾，而那位保姆跟拉明也并不比她跟罗斯之间有更多的关系。《移民保姆》中的许多潜在问题之一是职业母亲的困境，无论阶级或种族，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孩子长时间留在看护者身边，而后者又将孩子留给其他的看护者，诸如此类。阿妮莎比罗斯自己的母亲更擅长照顾孩子，但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困难。
《移民保姆》几乎完全是经过了阿妮莎的意识过滤，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并被可怕的想象渗透。使她感到恐惧的想象和现实也使我们感到恐惧。朱苏的剧本和导演，加上安娜·迪欧普充满魅力的表演，把角色和观众以巧妙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这点在首次执导长片的导演里并不常见。一个贯穿了很多杰出的恐怖电影的悖论是，随着我们的主人公越来越被她自己的恐惧所淹没，她对观众的影响力也在增长。她的恐惧具有传染性，将我们与她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行业中，白人中心根深蒂固，”朱苏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即使你是一个黑人导演，你写了一个以黑人女性为主角的故事，但在制作过程的某些时刻你必须提醒每个人，这是主角，我们要通过她的眼睛看世界。”从电影一开始，阿妮莎的视野就被切分为哈莱姆区“小塞内加尔”浓郁的色彩和随意的布局——她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以及她工作的市中心公寓内的极简主义装饰和冷调的照明。她的梦境经常侵入她清醒时的生活，把环绕城市的河流和罗斯游泳的游泳池变成了她儿子的水坟。《移民保姆》精美的外壳不掩其叙事的深度，它既带来电影化的感官享受，也同时保持了严肃。
《圣奥梅尔》是一部全然不同的电影。它是法国塞内加尔裔纪录片导演爱丽丝·迪奥普的第一部虚构电影，讲述了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与他人产生认同，以及我们的认同如何在最可怕的情况下让我们将他人的恐怖视为我们自己的。《圣奥梅尔》的开场画面是一个女人——她身处黑暗之中，勉强可以看出一个剪影——怀里抱着的可能是个孩子，她正走向我们只能靠听觉辨识的地方：海浪拍打着岸边。一个女人在床上突然惊醒，她身旁的男人告诉她，她在睡梦中为她的母亲哭泣。很少有一部电影能够在前两个镜头中纳入如此多的意义，但迪奥普的叙事选择从头到尾都非同寻常。
海滩上的角色是床上的角色的噩梦，她是劳伦斯·科利（Laurence Coly，古斯拉吉·马兰达/Guslagie Malanda)饰）。迪奥普以法比娜·卡布 （Fabienne Kabou）为原型塑造了这个角色，她是一名塞内加尔女性，曾是索邦大学的学生，先是攻读法律，而后转学哲学，因溺死她15个月大的女儿艾丽丝（Elise）而受审。床上的角色是拉玛（Rama，卡伊若·卡格姆/Kayije Kagame饰），她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和迪奥普一样，拉玛是塞内加尔裔法国人，在艺术领域有着成功的职业生涯（不同的是她是作家而不是电影人）。当拉玛决定报道这个谋杀自己混血孩子的女人的审判时，她自己也怀上了一个混血孩子。在现实里，当迪奥普看到卡布和她的孩子的监控照片时，她自己已经是一个混血孩子的母亲。迪奥普对这个故事感到着迷，她参加了卡布的审判，并且制作了这样一部电影，其中包含了一些被告以及其他出庭者的真实证词。如此多层次的身体和想象、事实和虚构体验。如此多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
这令人窒息，然而在法庭上，每一个眼神——无论是在说话的人物还是保持沉默的人物——都具有超越令人眼花缭乱的阐释、判断和恐惧漩涡的清晰度。这个女人从法律系转到哲学系时，她父亲与她断绝了关系，后来她成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已婚男人的情妇，他同意支持她直到她拿到学位。这个男人让她怀上了孩子，但对他们的孩子几乎不负任何责任，她说她原本要把孩子送到塞内加尔的亲戚那里，这样她就可以专注于她的维特根斯坦论文了，尽管她的教授告诉她，她最好选择一些她能理解的文本，比如一位非洲哲学家。“我希望这次审判能给我答案，”劳伦斯/法比娜在被问及为什么杀死她的女儿时对法官说。这不正像是说，“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物”吗？这句话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的第一个命题，紧随其后的是“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但在一个既过度确定又难以解释的行为之后，事实是不够的。
我倒是很想读一下劳伦斯/法比娜关于《逻辑哲学论》 的论文。 但她可能太疯狂了，无法写出论文，但谁能断定维特根斯坦不是疯狂的？我想要再补充一点，在电影开场后不久，拉玛给学生上了一堂关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课——这位女作家必能精彩地讲述卡布及其罪行的故事。电影配乐以妮娜·西蒙妮（Nina Simone）翻唱的罗杰斯和哈特的《忧郁的小女孩》（Little Girl Blue）结束。马兰达的表演包含了多重世界，就像世界本身一样。《圣奥梅尔》既幽闭又敞开，令人心碎，令人难以置信。
文／ 艾米·陶宾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