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想要寻求文化鞭挞的人都不妨去波兰首都看看，那里能让人一睹未来的严峻形势。在今年八月为期两天的旅行中，我看到异性恋父权制、民族主义、宗教右翼与年轻、国际化、受过大学教育、性别多元化的中左翼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虽不陌生，但这次的经历让我感到尤为不安。在旅行结束时，我不禁想问，文化是否应该只与其偏好的群体说话，还是我们仍应暗自相信艺术能够与更广泛的公众交流。
背景介绍：2015年，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当选，自那以后他们一直紧握权力不放——禁止堕胎、反对同性权利、反对移民，推行家庭优先、民族主义和天主教性质的政策。但与全球大多数专制右翼不同的是，法律与公正党反对普京（自2022年3月以来，已有1550万乌克兰人越境进入波兰）。过去三年，政府将目光投向了文化领域。一些重要艺术机构的负责人被罢免或撤换，包括罗兹艺术博物馆（Muzeum Sztuki in Łódź，《艺术论坛》2022年夏季刊曾对此进行报道）和华沙的两间艺术机构：扎切塔国家美术馆（Zachęta National Gallery of Art）和乌亚兹多夫城堡当代艺术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 Ujazdowski Castle，以下简称CCA），后者曾是一个备受喜爱的实验性机构。只有华沙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zeum Sztuki Nowoczesnej，以下简称MSN）保留住了其进步的领导团队，因为今年早些时候，MSN巧妙地将国家资助转为城市资助。参观这三间机构的体验就像在一个意识形态弹珠台里，从过时的保守派跳到过激的另类右翼，再弹射到与之对立的自由左翼的杂乱想法中。
扎切塔国家美术馆是其中最容易批判的机构，也最公然地保守和可笑。在我参观期间举办的展览“拉丁人物理性”（Latin Figure Rationalities）展出了三位年长的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他们都是由文化部任命的该机构馆长亚努什·亚诺夫斯基（Janusz Janowski，他本人也是一位画家）的艺术导师和盟友。第一个展厅是一间19世纪带天窗的金碧辉煌的画廊，里面摆满了安东尼·赛甘（Antoni Cygan）的圣经主题画作，包括一幅十四联的耶稣受难画。很难相信它们是在本世纪而不是1892年创作的。在隔壁展厅，塔德乌什·博鲁塔（Tadeusz Boruta）的画作展示了空旷环境中的裸男（兼具基督教、存在主义和同性色彩）。它们糟糕到让人难以忘怀。想象一下，一个裸男拿着一壶茶，地上扔着一本杂志，封面是普京（《五点钟》，2015 ）；或者彩虹色的宇宙之眼框住了一个在郊外经历基督异象的裸男，还有画布从画框上脱落（《Parousia》，2023 ），听起来怎么样？
在彼得·纳利瓦伊科（Piotr Naliwajko）的展厅中，有不少于7幅父子主题的画作，标题都是《亚伯拉罕和以撒》（Abraham and Isaac）。在所有这些充斥着体毛和父权男性荷尔蒙的作品中，只有一幅画是以女性为主题的：赛甘的两位性感少女，乳沟十分明显。作品标题呢？《处女》（Virgins, 2011）。应景的是，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除了我以外的参观者也是两名年轻女性，她们也在嘲笑画作和拍照。
在我走出扎切塔的时候，正好进入“W时间”（W Hour）——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年度庆祝活动。“W时间”作为一个纪念节日是相对较新的发明，是莱赫·卡钦斯基总统（Lech Kaczyński）在2009年为了强化民族主义情绪推出的。现在这个节日带有反俄色彩：“W时间”是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的时刻，但当时苏联人并没有伸出援手。下午5点，警报声响起，所有人在街上站定，高举国旗，缅怀抵抗运动的英雄。
当我走进维斯瓦河滨博物馆（Museum on the Vistula）时，我的脑海中再次想到了这些国旗。这间博物馆目前是MSN的临时场馆，位于一座以前用作临时艺术馆的建筑内，2008年至2010年，该建筑一直位于柏林的城堡广场（Schlossplatz），后来搬迁到维斯瓦河边重建。在MSN的新建筑计划于2024年在德菲拉德广场（Plac Defilad）落成之前，这里将临时用来举办MSN的展览。博物馆未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感在米哈乌·格泽戈泽克（Michał Grzegorzek）担任客座策展人的“亲吻不会致命：阿尼亚·诺瓦克和客人们”（Kissing Doesn’t Kill: Ania Nowak and Guests）中快乐地呈现。一面破旧的彩虹旗从35英尺高的天花板上垂下，大胆地点明整个空间的主题。这面旗帜是从同性权利协会Lambda那里借来的，制作于2006年，在2018年和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被严重破坏。
“亲吻不会致命” 将酷儿艺术、酷儿历史以及对文化物件的酷儿式解读独特地融合在一起。诺瓦克将其描述为一场关于“酷儿悲伤”（queer grief）的表演性展览。引人注目的影像作品，如路易斯·罗克（Luiz Roque）的《现代》（Modern, 2014）——影片中，英国泰特美术馆里的亨利·摩尔雕塑被一名身着黑色乳胶套装的利·鲍厄里（Leigh Bowery）式的人物干扰——与现场表演（比如一名舞者激活“帕奎硬件”[Pakui Hardware]的弧形玻璃雕塑）相映成趣。年轻一代艺术家的雕塑和绘画作品与老一代作品并置：在提·A·科琳（Tee A. Corinne）于70年代创作的赤裸上身的接吻情侣的印刷负片（其中一张展示了一名使用拐杖的女性，另一张有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性）旁边，悬挂着沃伊切赫·韦斯（Wojciech Weiss）于1899年创作的油画《草地上的吻》（Kiss on the Grass），根据现在的推测，这幅画描绘的是一对同性情侣。2020年去世的华沙最著名的变装皇后Kim Lee的衣服被时装设计师马尔多罗（Maldoror）布置成一个很坎普的骑马纪念碑（Kim Lee Strikes Back，2023）——这也是更为近期的代际对话。
展览中证明悠久文化史的文物的存在制造了有趣的摩擦。从当地历史博物馆借来的“耻辱石”（Stones of disgrace）和“耻辱面具”（masks of shame）是16世纪用来折磨和羞辱妇女的工具。现在，这些文物作为雕塑与扔向Lambda华沙总部的石块一起展出。另一个亮点是土耳其艺术家吕兹加尔·布斯基（Rüzgâr Buşki）的木雕作品《我是如何在为了摆脱人类的苦难而进行跨物种转换时，意识到痛苦和幸福都属于宇宙》（How I realised that the agony and the bliss both belongs to the universe as I was transitioning interspecies to save myself from the misery of the humankind, 2019）。这件作品还被用作观众休息区和表演平台。整个展览看起来非常棒，尽管策展人的说明文字让人一头雾水，我也无法猜出“酷儿悲伤”是展览的主线。
关于这场展览还能说很多。但让我们先去乌亚兹多夫城堡的当代艺术中心（CCA），那儿的新任馆长彼得·伯纳托维奇（Piotr Bernatowicz）的策展方针似乎是展出“在自己的国家被取消的艺术家”。他成功地找到一位英国陶艺家克劳迪娅·克莱尔（Claudia Clare），她同时反跨性别、反穆斯林、反性工作者。展览“女性主义讽刺. 无安全空间”（Feminist Satire. No Safe Spaces）的宣传文本让人领略到CCA杀气腾腾的策展论述：
“克劳迪娅·克莱尔以为自己是谁？作为一个年过六旬的陶艺家，她现在应该学会闭嘴了。她没有资格分享她对性产业的批评，因为她自己并不是‘性工作者’。她也不是穆斯林，却坚定地批评伊斯兰主义，她甚至连棕色人种都不是。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女同性恋，她拒绝拥抱跨性别姐妹，还嘲笑她们是“长着阴茎的女人’。”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能让扎切塔和MSN的观众都感到恐惧的展览，哪怕他们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至少从形式上看，克莱尔的陶瓷作品并不特别具有煽动性。甚至在其他语境中，它们或许还能作为激进的工艺品展出。比如2020年的《铁T罐》（The Butch Pot, 2020）就描绘了偏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在我看来，真正把展览变成了对跨性别的咋呼抨击的其实是策展文本。但克莱尔的这场展览开启了一个贯穿整个机构的模式：越轨和不顺从曾经是追求解放的左翼的代名词，但现在却被策展人用于支持右翼政治议程。国际当代艺术（与扎切塔的布面油画保守主义相对）的视觉和语言也是同样的命运。
在CCA二楼，我们可以从流亡中国漫画家巴丢草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他运用了绘画、装置艺术、灯箱、参与式行动和研究项目等多种媒介。比如，他的《普习》（PuXi，2022）将中俄领导人融合在一幅可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作中，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个将酱油瓶变成燃烧瓶的装置。巴丢草的艺术以批判中国为核心，里面的确有很多值得支持的东西。墙上的文字称赞巴丢草是一个勇敢的个体，他“有责任站出来，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公”。当然也没错……只是，考虑到这个机构过去曾展示过一场戏仿乔治·弗洛伊德谋杀事件的黑脸扮装表演，这种英雄式的“言论自由”论调也就变了味。
CCA让人精疲力竭。整个看展过程中一直要忙着弄清艺术家的立场、策展人的立场和自己的立场。当艺术被公然工具化时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像被扔进脱水模式的洗衣机里一样。（在波兰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巴丢草似乎并没有意识到CCA已经变成了一个怎样的机构；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这一切对左翼和右翼来说都是警示。在参观完CCA之后，“亲吻不会致命”的策展偏向性让我感到不安。两场展览都没有包含想要与普通观众对话的解释性文本。
经过一段时间再来书写这段经历时，我得出的结论与其说是关于“当今的政治艺术”不可调和的两极分化性质（毕竟，日益暴力和公开专制的右翼与所谓的觉醒的左翼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不如说，这让我思考在公共领域策展所意味的责任是什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让我们变得足够孤立，身陷各种小圈子、信息茧房和狗哨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调介如何才能有效？作为艺术和外交手段的策展面临新的挑战。修辞、框架和解释对于所有观众都很重要。从历史角度重新定位艺术作品，而不是笨拙地偏向特定的政治议程，或许是一个起点。这并不是要呼吁终止激进策展，而是要思考我们当前的历史时刻，以及如果我们想避免在气候危机上再叠加内战的话，需要做些什么。看似至关重要的是，机构要设法与被遗忘的中间群体对话，而不仅仅是与自己所熟识的边缘群体——否则，讽刺的是，我们将失去对于一个辩论性公共领域的所有希望。
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是《艺术论坛》杂志的特约编辑。
文／ 克莱尔·毕晓普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