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7日，美籍巴勒斯坦裔艺术家萨吉·伊萨（Saj Issa）来到西岸贝廷村外的一座草坡上，架起了她的画架。在这里，她曾度过大部分的童年时光，现在还设有自己的工作室。伊萨正在创作一幅名为《土地掠夺1.17.24》（Land Grab 1.17.24）的画作，试图以自己的视角将巴勒斯坦的景观去殖民化。正如她在本期的“作品集”栏目中所讲述的，在画了约一个小时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引起了以色列人的注意。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她不得不迅速收拾画具，匆匆离去。但她用iPhone将这段未完成的绘画过程拍摄记录了下来，这也是题为《写生表演》（Plein Air Performance, 2024）的作品的由来。从本期杂志封面的影像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伊萨的背影，她裹着厚厚的衣服抵御寒冷，一只手拿着调色板，另一只手握着画笔。下方有一条道路向远方延伸，通向拉马拉（Ramallah）市郊，城市在遥远的背景中若隐若现。
这张封面图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随后展开种族灭绝式报复所引发的激烈公众辩论中，艺术能够，或者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将艺术和艺术家置于这场辩论的中心，又能实现什么？诚然，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停止对无辜生命的持续残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艺术家在引导公众关注点、塑造人们对冲突的认知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伊萨的表演印证了这一点，艺术家为我们勾勒出独特的视角，构建了一种将我们置于与世界的关系当中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们划出了一条既在字面意义上又在隐喻层面上存在的地平线：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在当下和未来，不断突破我们所能感知或想象的边界。
作为一本专注于艺术和艺术家的杂志，《艺术论坛》的使命并不是提供人们通常期望从新闻或国际事务类出版物中获得的对地缘政治局势的深入分析。我们的角色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基于艺术家及艺术写作者通过艺术形式和材料进行独特思考的过程，提供新闻或国际事务类媒体所不能提供的洞见，而这种洞见总是与美学和伦理学密不可分。在危机时刻，我们工作的政治意义可能会变得更加明确，这是因为某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艺术家如何表达（甚至试图修复）因流离失所和权利被剥夺而造成的代际和直接创伤？视觉文化又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政治想象，尤其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当储存在档案馆和机构中的记忆遭到审查、篡改乃至湮灭时，我们如何保护文化的遗产？面对那些记录种族隔离、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图像，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思考框架去理解它们？[1]
关于应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的观点并不算激进：我只是希望秉持本杂志长期以来的承诺，以严谨的态度对待艺术——无论是通过图像还是文字——强调深入研究、思考或感受。正如本期刊载的文章所示，我对这些方法在实践中应该呈现什么样子的想法是兼收并蓄的。我希望《艺术论坛》能够扩大其全球视野（如佩西·兹沃穆亚［Percy Zvomuya］撰写了有关西尔维斯特·穆巴伊［Sylvester Mubayi］创作的位于津巴布韦的永久装置的历史）和区域视野（如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来自布法罗［Buffalo］和瑞士苏施［Susch］的展览评论）。我希望能花更多时间关注并借鉴过去的艺术（例如布莱恩·巴尔塞纳［Bryan Barcena］撰写的关于一场重现17世纪珍奇屋的展览的报道），也要持续地记录新兴的当代作品（例如珍妮·吴［Jenny Wu］介绍了艺术家伊莲·福凯［Hélène Fauquet］）。我希望它保持与理论的关系（如夏洛特·肯特［Charlotte Kent］对公共领域的分析），同时也能更加积极地回应、亲近和关注学院以外甚至更广泛的艺术界以外的社区（例如莱斯利·卡姆希［Leslie Camhi］对百老汇音乐剧《伦皮卡》［Lempicka］的评论）。我希望杂志能够更加深入地研究单个艺术作品（例如尤金尼奥·维拉［Eugenio Viola］提供了对塔尼亚·坎迪亚尼［Tania Candiani］2024年作品《排雷》［Desminar］的解读），但也提供更多不可或缺的宏观分析，以对艺术运动和趋势作出定义（例如安德鲁·V·乌罗斯基［Andrew V. Uroskie］通过今年的惠特尼双年展评估了动态影像艺术在我们当下更广泛的媒介生态中的角色）。我希望杂志能够更加持续地突出艺术家的声音，无论他们是在谈论自己、其他艺术家，还是关于他们如何看待世界（如本期中玛莎·琼沃斯［Martha Jungwirth］、比萨·巴特勒［Bisa Butler］和克拉里蒂·海恩斯［Clarity Haynes］的文章），同时也更加关注评论家、策展人和其他艺术工作者的实践（如《艺术论坛》前编辑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在其回忆文章中的所思所述）。我希望杂志既关注社会问题，也关注艺术问题——或更好的是，将二者放在一起思考。我希望它的内容更加多元，既有暂时的设想，也有确定的结论；既直接明了，也细致入微；既有技术分析，也有诗意表达；既追求恒久，也紧跟时下。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艺术论坛》（Artforum International）能够通过践行其名称所传达的意义，作为一个有关艺术话题的国际性论坛，树立富有成效的批判性参与的典范。这意味着，它必须成为一个汇聚多元声音的平台，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作者通过艺术表达和阐明各自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可能存在争议。在当下这个特殊时刻，我们的公共讨论集中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其特点是两极分化和错误地将不同事物等量齐观。我谴责反犹主义。同时，我也必须指出，在过去七个月里，那些表达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和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遭遇了种种困境，他们被取消展览和讲座，被画廊解约，被藏家抛售自己的作品或撤回已借出的作品，赞助人退出自己的董事会，或参加示威游行时遭到军警的暴力镇压。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倍感荣幸能够在本期刊物中重点介绍萨吉·伊萨和另一位巴勒斯坦裔美国艺术家乔丹·纳萨尔（Jordan Nassar）的艺术作品，并刊登他们撰写的关于生活经历与创作实践之间关系的文章。当然，他们并不代表整个群体：他们动人的表达是为自己在世界中的独特处境发声。我们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观点，我们能够在过去的工作基础上进而迈出一步，为未来希望为之努力的方向奠定基础。
作为艺术界的一份重要刊物，《艺术论坛》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帮助我们的社区定义“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即界定特定群体认为合理的社会政治观点的范围。回溯历史，推动“奥弗顿之窗”范围的尝试，已经烙印在我们的DNA之中：在1970年9月，正值越南战争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之际，时任主编菲利普·莱德（Philip Leider）发表了艺术家们对“您认为艺术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尽管受访者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男性，但答案却大相径庭。和现在一样，当时有些人认为艺术不应被工具化，且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也有一些人坚信，所有艺术本质上都是政治的。至于当务之急是投票、抗议、社区组织，还是创作或欣赏艺术，亦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我个人深受艺术家罗斯玛丽·卡斯托罗（Rosemarie Castoro）的启发，她秉持一种“全面出击、全力以赴”的态度：“我一直参与并将持续参与：和平公益展览、每周一次的艺术工作者联盟小组会议、我自己的工作室，以及我碰巧所在的任何地方。”[2]
在这些社会辩论中直面自己的角色，同样也是《艺术论坛》DNA的组成部分。正如1975年至1976年担任编辑的马克斯·科兹洛夫在本期文章中所回忆道的那样，“杂志的一些作者认为，编辑约翰·科普兰斯（John Coplans）和我希望《艺术论坛》能够更明确地关注艺术的社会语境，而这会引发争议。”两位编辑的离职导致了一封公开信的发表，抨击杂志受到“政治和商业压力的影响”。[3]如果说《艺术论坛》在这样的危机中能够一直保持与当下紧密相关，那是因为它有着从一次次危机中学习的丰富经验，是因为它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即杂志需要对一个更大的社区负责，而这个社区将帮助决定杂志的未来。作为新任编辑，我期待能够找到方法，在我们与读者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对话，哪怕这段路途必然充满挑战。正如夏洛特·肯特在本期关于博物馆抗议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文化机构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但它们却扮演着为多元化的公共领域提供中立平台的角色。结果就是，支持不同意见的群体现在都在要求机构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明确的立场倾向，而面对这些互不相让的要求，文化机构不得不挣扎着努力调和。当涉及到可能关乎生死的紧迫公共议题时，风险尤其高。在我任职之初，我与艺术家和作者们就《艺术论坛》的价值所在以及我们的职责交流了很多，我希望本期杂志能够证明，我们在倾听。
总而言之，通过这些对话，我对《艺术论坛》在更广阔的艺术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诚然，作为一个机构，《艺术论坛》在运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约束的限制，无论是财务、法律、政治还是文化层面的。一方面，杂志的团队始终致力于确保这些因素不会对我们发表的作品产生不当影响，以维护杂志的完整性。但另一方面，《艺术论坛》也是一个更大的机构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与其他出版物、画廊、拍卖行、博物馆、非营利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学校和大学共生共存——所有这些机构都在种种限制条件下运作，其中一些并不适用于《艺术论坛》。换言之，《艺术论坛》所处的是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其中不同的机构模式（也即不同的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等）交织共生，相辅相成。尤其是在当下的美国，我们深处一个反智、敌视进步价值观、怀疑艺术的氛围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支持所有为艺术、艺术家和边缘群体发声的机构。
话虽如此，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对各类机构抱持怀疑态度。不管我们个人的原则如何——甚至有时恰恰因为我们笃信的这些原则——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自己所身处的既有体系中做出道义上的妥协（即便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努力创建新的体系，或是改良现存的体系）。挑战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既不背弃我们所坚持的原则，又不会因追求完美而与善为敌。在怎样的情况下，目的并不足以正当化手段？我尊重他人所做的决定，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的界线都不一样：即使我们想要努力与他人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身的处境，依照各自的能力和局限，去探寻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去确立自己的优先次序和行动策略。正如诗人琼·乔丹（June Jordan）曾经写道：“很难保持一件干净的衬衫干净。（It’s hard to keep a clean shirt clean.）”对所有愿意与我们一起做这份棘手工作的人，我都怀着由衷的感激，我也承诺，《艺术论坛》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艺术家、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们——尤其是其中那些最弱势的群体——提供发声的平台，贡献我们的资源。
最后，我要对《艺术论坛》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感谢，是他们在过去六期杂志没有主编的情况下，依然确保了杂志的正常运转。当我们将《艺术论坛》视为一个机构时，往往容易忽视这些致力于维系它的员工的能动性。我先是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而后现在又作为他们的同事，有幸见证了他们的工作状态，他们不仅具有无与伦比的专业素养，而且也具有对艺术、艺术家和正义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自去年秋天以来，他们迎难而上，为了维系杂志而不懈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杂志本身，更是为了他们自身所属并长期声援的艺术界。他们的价值观体现在我们共同的工作中：为濒危的声音提供支持，为自己的内容和决策负责，并且恪守最高的编辑标准。我很荣幸能与他们并肩工作，期待能够赢得我们的作者和读者对这一期以及未来每一期杂志的尊重和信任。
注：
1. 关于以上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可参阅亚历山德拉·艾敏（Alessandra Amin）关于想象力和景观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巴勒斯坦艺术中的作用的著作；切尔西·海恩斯（Chelsea Haines）关于威尼斯双年展以色列国家馆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以及纳迪亚·雅库布（Nadia Yaqub）和海尔加·塔维勒-苏里（Helga Tawil-Souri）聚焦关于加沙的图像如何通过电影和电视等媒介传播的研究。
2. “艺术家与政治：一次专题讨论”（The Artist and Politics: A Symposium），《艺术论坛》，1970年9月刊，第36页。
3.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日期是1977年1月16日，告知读者如需更多信息，请写信给 “声明”（Statement），地址为纽约市伍斯特街97号。尽管未署名作者，但信末附有超过75个签名。
文／ 蒂娜·里弗斯·瑞恩
译／ 黄格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