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我在吉隆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排队过海关时，手机上传来一条来自印尼雅加达的WhatsApp消息：“预计明天将有示威游行”。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血腥镇压行动者的画面，回想起2000年要求印尼军队对其在亚齐（Aceh）和东帝汶的暴力行径负责的抗议者的命运。我迅速给印尼的朋友——包括艺术家、作家、组织者——发消息，希望他们平安无事，历史不要重演。
自2024年2月普拉博沃·苏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在选举中获胜以来，印尼就笼罩在一种不安的动荡之中。苏比延多曾是一名军人，后担任国防部长。而即将卸任的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又称 “佐科威“）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王朝，不惜篡改选举法，允许自己的儿子担任政府职务。2023年10月，宪法法院（首席法官是佐科威的妹夫）裁定，佐科威的长子可以参与竞选副总统，尽管他还不到四十岁（法律规定的最低年龄）。今年8月，佐科威试图操纵选举规定，让他二十九岁的小儿子竞选雅加达省长，随后爪哇各地爆发了大规模集会。
因此，当我采访阿德·达马万（Ade Darmawan）和提莫特斯·安格万·库斯诺（Timoteus Anggawan Kusno）这两位深入印尼历史，揭示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记忆和档案操控现象的艺术家时，我感到了一丝希望。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揭示档案在当今图像政治中的矛盾功能： 档案可以被积极地用来质疑和揭露真相，但档案历史也可以被扭曲，用以呈现“美好旧时光”的保守叙事，正如我们现在所见。
2013年，在苏哈托（军事指挥官和印尼任期最长的总统）下台15年后，他的一幅肖像画开始以迷因的形式流传，出现在海报、卡车和T恤上。时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的追随者们将这张照片命名为“piye kabare, isih penak jamanku to?”（爪哇语意为“怎么样，我的时代是不是更好？“），他们试图通过将政治与苏哈托发展政策下所谓的国家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以此诋毁反对者，同时忽视苏哈托的独裁统治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无数死亡和难以言表的痛苦。阿德和提莫特斯认为，这幅肖像画的再现与更广泛的失忆和浪漫化现象有关，这种现象在公众意识中再次泛滥，因为民族主义遇到了困境，而印尼政客通过颠覆法治来彰显权力。
当苏哈托还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Sukarno）手下的一名军事将领时，他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领导了一场反共大清洗，大量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被逮捕并处决，死亡人数估计有一百万人。在他长达32年的强硬独裁统治中，政治暗杀和军队对人权的暴力镇压时常发生。尽管如此，苏哈托仍被誉为“发展之父”，他指导外国援助，扩大国家石油生产，开展发展项目。佐科威远没有苏哈托那么残暴，但他对司法的挑战，以及利用怀旧形象美化昔日岁月的做法，与苏哈托的政治策略以及对宪法的操纵有着令人不安的高度相似（所有这一切可能间接促成了普拉博沃的胜利，而且他是苏哈托的女婿）。对阿德和提莫特斯来说，将苏哈托的形象重新植入公众记忆是出于对新秩序的美化，他们在最近的展览也对此提出了挑战。
阿德的展览“水的抵抗”（Water Resistance）分为两部分在雅加达的ROH和日惹的Cemeti展出，这两个地方是爪哇的两大艺术之都，相距约7小时的火车车程。展览营造出一种超现实氛围：一部分是古董跳蚤市场，一部分是疯狂科学家实验室。一个来自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的油桶不起眼地摆放着ROH宽敞展厅的一角。这件作品的标题是《檀香家族》（Santalum Album Family, 2024），讲述苏哈托和他的家族在榨取国家石油资源的同时，还把国家石油公司搞得一塌糊涂，造成了石油危机。阿德将它与一个橙色的煤气炉接在一起，煤气管释放出燃烧檀香的香气，而檀香在印尼语中写作 “Cendana”，是苏哈托私人住宅所在街道的名字。
在第一间展厅中的作品《图班》（Tuban，2019-）是由家具、现成品和蒸馏设备组成的的混合体。木质餐桌、躺椅和衣柜上摆放着电炉，将热量传导入玻璃蒸馏器和冷凝器。各种香料和有机材料——肉豆蔻、肉桂和苜蓿叶——在设备内汩汩冒烟，空气中弥漫着甜美又刺鼻的气味。当机器从干香料中提取精油后，精油滴落在书本上，侵蚀着书页。虽然看似互不关联，但这些物件精心编织出了一幅印尼历史的芳香地图。这些香料选自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小说《逆流》（Arus Balik ，1995），在苏哈托政权统治时期，他的作品因含有左倾信息而被禁。这些沾满油污的书籍是不同版本的苏哈托传记，其中包括著名的《苏哈托的足迹》（Jejak Langkah Pak Harto）选集，由苏哈托的亲信撰写，旨在颂扬他的新秩序影响。阿德对档案资料进行概念提炼，颠覆了苏哈托的自我美化：苏哈托禁止出版的书中提到的香料所制成的精油现在腐蚀了他的传记，就好像他的石油开采工具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象征形象。
在《逆流》一书中，普拉姆迪亚将殖民榨取的故事与十六世纪图班（Tuban）的文化净化仪式交织在一起。图班是个位于北爪哇的沿海小镇，拥有丰富的伊斯兰和海洋文化，直到被荷兰殖民政府占领，将其作为生产和出口烟草和柚木的基地。通过将普拉姆迪亚小说中的自然资源与《檀香家族》中的油桶并置，阿德将荷兰殖民统治与苏哈托最近的采掘政策关联在一起，展示专制政权如何再现殖民者的形象。滴落的油与萃取的浓郁芳香融为一体，让观众陷入一种虚假的平静之中，与历史浪漫主义的民粹主义魅力无异。
阿德在雅加达长大，父母都是教师，私下对苏哈托和爪哇精英阶层持批评态度，阿德的第一次反抗行动或许就是阅读他哥哥的盗版《逆流》。此后，阿德一直积极参与反政权异见行动，包括在1992年至1997年就读于印尼艺术学院（Indonesian Institute of the Arts，ISI）时积极参与的学生运动。阿德在1998年前往阿姆斯特丹荷兰皇家视觉艺术学院（Rijksakademie）之前，已经打磨好自己的政治立场——那一年苏哈托终于下台，印尼经历了大力推进民主并将权力从爪哇下放的“改革”（Reformasi）时期。我们交谈时，阿德回忆说，他与印尼艺术学院所在的工人阶级社区有着强烈的亲切感。他还提到了1975年的新艺术运动（Gerakan Seni Rupa Baru）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胡丰文（FX Harsono）和吉姆·苏潘凯特（Jim Supangkat）等艺术家以及萨南托·尤利曼（Sanento Yuliman）等评论家倡导将艺术视为社会历史批判的论坛。2000年，阿德参与创建了ruangrupa团体，继续将这种精神与社区组织历史相结合。(2021年，ruangrupa策划了第15届文献展，在欧洲等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种族、宗教和领土冲突的争议性讨论）。
与在首都直接经历军事镇压的阿德不同，提莫特斯在苏门答腊的一个小城市长大。即使在那里，他的童年也未能幸免于政权的偏执。提莫特斯记得，他的校长曾警告学生们“到处都有耳目”。每年9月30日，他和同学们都必须观看一部关于1965年六名将军被杀从而为苏哈托的上台铺平道路的政治宣传电影，并汇报影片内容。直到1998年新秩序崩溃，提莫特斯搬到日惹后，他才能够自由地重温这些日常被操控的记忆，并开始创造一种用以表述那段动荡时期的真实情况的艺术语言。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提莫特斯曾经历过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因为人们开始重拾在新秩序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中被压抑的叙事，并最终挑战苏哈托政权的理想化。
在阿德的展览中，档案材料经历了蜕变和提炼，而提莫特斯则以电影的方式来处理档案历史。这位艺术家一直对摄影和电影着迷——他的童年是在帮助父亲处理暗房中的照片和观看西方经典电影录像带中度过的。当他回到日惹，住在祖父母家时，他发现了一张拍摄于约1949年的照片，照片中他的祖父和他的朋友们正在保卫这座城市，抵御荷兰军队的侵略。这张神秘的照片引发了关于被隐藏的微观叙事以及档案如何成为打开历史全景视角的钥匙的问题。提莫特斯开始在荷兰的线上和机构档案中找寻印尼的历史碎片。他越深入，就越发现档案从不是中立的宝藏——档案本身具有选择性，一旦被误用，就会加速传播历史失忆和偏见。对于提莫特斯来说，殖民主义和新秩序黄金时代的形象——这种形象的成功传播是为了让一小部分精英阶层占到好处——是印尼人民必须摆脱的幻想。
在提莫特斯最近在日惹Kohesi Initiatives举办的展览“发烧梦”（Fever Dream）中，观众面对的是一大堆琳琅满目的物件，从令人不安、模糊的独裁者和殖民者炭笔画，到布满电影道具和爪哇殖民时期照片的大型装置，不得不在Kohesi迷宫般的两层建筑中蜿蜒穿行。提莫特斯的作品构成了一个珍奇柜，其中的每个碎片都是从艺术家的历史藏品库中挖掘出来的。在一个房间里悬挂着《拆解怀旧》（Dismantling Nostalgia, 2024），这是一幅高至天花板的约翰内斯·范·赫兹（Johannes van Heutsz，曾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是印尼艺术史上最知名的殖民象征）全身像，由艺术家收集的当代Mooi Indie风景画（源于荷兰殖民时期的风景画流派）的画布碎片拼贴而成。记录了爪哇甘蔗产业（最初由荷兰人建立，在苏哈托政权下继续存在）的档案录像片段则展现了对殖民历史的多样化重读以及对历史幽灵的拷问。
这些符号最终凝聚在《发烧梦》（Fever Dream, 2024）中，这是一个投影在两个相对的屏幕上的三通道影像，是由档案素材和戏剧场景组成的蒙太奇：在展示甘蔗粉碎机巨大的旋转齿轮的片段（由荷兰人为筹款而录制）和蒸汽机车无目的地前进的镜头中，穿插着一个燃烧的房屋的图像，一位显得苍白衰弱的演员躺在床上，在清醒和梦境之间挣扎。通过剥离素材来源并将其结合成超现实的混合物，提莫特斯揭露了怀念往昔背后令人困惑的现实，无论是披着“现代性”外衣的殖民主义，还是苏哈托对发展的痴迷，都导致印尼的民主发展脱轨。影片最初的画面，一座燃烧的房子，暗示了需要有一种宣泄的火焰将掩埋于灰烬中的边缘化叙事重新释放出来，正如屋内的人物努力从失忆的沉睡中苏醒过来一样。
如今，在历史记忆被政治化的时刻，两位艺术家投入到重新评估过去的工作中似乎是很自然的，他们所面对的档案既是历史叙事的记录者，也是生成者。对这些艺术家来说，日常用品反映并挑战着历史的流变，不仅是印尼国内的历史，也是印尼与其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之间的历史。阿德的装置作品巧妙地扭转了被审查出版物与审查者之间的权力范式，提莫特斯的影像则关注档案主体和叙事的表现形式，这与他持续进行的去殖民化研究项目相吻合。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正在报道示威游行的胜利：由于抗议行动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印尼宪法法院阻止了佐科威篡改司法的最新企图。浪漫化热潮似乎要停止了，失忆的面纱被揭开了——哪怕只是暂时的。如果说阿德的玻璃蒸馏器或提莫特斯被大火吞噬的房子都提取并揭露了隐藏在民粹操纵和记忆操纵背后的真相，那么抗议集会正成为让公众能够以此开辟新话语空间的催化事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在回顾这一集体化时刻时，可能会将其视为在全球各地燃烧的新自由主义专制主义、民粹主义、审查制度和军国主义的熊熊大火中的希望火种，而我们正步入一个变数太多的未来。
Hung Duong是现居越南的写作者和译者。
文／ Hung Duong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