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化：十六位建筑师讲述博物馆如何塑造艺术、建筑与公共空间的未来》（Building Culture: Sixteen Architects on How Museum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Public Space），朱利安·罗斯，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2024，共368页。
如果你曾听过这些建筑师中任何一位说话，那么在阅读学者兼作家朱利安·罗斯（Julian Rose）近期关于博物馆设计的出色新书《建构文化》（Building Culture）时，很难不在脑海里响起书中接受访谈的十六位国际顶尖建筑师的声音：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柔和的英格兰西南部口音；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松弛的低沉嗓音；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利落顿挫的语调——犹如Helvetica字体转化而成的声波。尽管这些通常健谈的对象在访谈文字里被大幅编辑，他们的答复仍旧传递出塑造当下文化景观的理念和建筑背后的一个个风趣而又时常令人抓狂的人格面貌。
如果你没听过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讲话，那这本书就更为重要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们所谈论的建筑和理念。正如罗斯在序言中谈到的：“博物馆是无法被最优化的。”在当代建筑设计的产物中，这些大型艺术仓库几乎是唯一“没有受到无情的价值工程的影响”，不会像办公楼、公寓大楼和机场那样，沦为财务算法支配下的空洞产物。摆脱了（至少是相对摆脱了）繁重的财务约束和功能限制后，博物馆设计者得以实现那些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初入行时梦寐以求的建筑宣言，表达出明确有力、高度个人化的观点。与此同时，建筑技术的革新也为今天的建筑师们提供了将更极致张扬风格和个性的手段，二十一世纪的媒体文化也以铺天盖地的关注、点赞和点击量回报着他们。
罗斯的每一篇访谈都围绕同一个简单的核心问题展开：邂逅艺术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每一次他都得到不同的答案，对建筑类型学的阐释总是带着受访者鲜明的个人印记。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是作者还是其访谈对象都急切地想要澄清：博物馆建筑实际并没有那么特立独行和异想天开。建筑师理查德·格鲁克曼（Richard Gluckman）坦言：“我把自己看作是艺术家作品的‘促成者’或‘辅助者’”；鉴于他在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其中以其设计的纽约迪亚艺术中心（现为迪亚艺术基金会）原馆（切尔西）最为引人注目——格鲁克曼或许确实将自己定位为一名纯粹的技师，但即便是那些不受“白盒子”束缚的建筑师同僚，似乎也热衷追逐这样的头衔。访谈者一再指出，博物馆设计真正要紧的不在于形式考量，而在于功能规划、参观动线，乃至最基本的机械系统等常见问题：从安娜贝尔·塞尔多夫（Annabelle Selldorf）（“作品不应着眼于风格或形式”），到伊丽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她将其建筑事务所在曼哈顿西区设计的可移动创意中心“The Shed”形容为是“将重点从美学…转向一种致力于生产的基础设施”的一次实践），再到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弗兰克·盖里——他通过强调将建筑物的供暖、管道和电力元件埋设在建筑立面与结构之间空隙处的便利性，从而为其极富表现力的建筑外立面提供了新颖的辩解。“我们可以永远争论下去”，他对罗斯说道，“但那些间隙空间最终没有浪费。“
当然，所有受访者都很难摆脱盖里的那座举世闻名的博物馆给建筑业投下的巨大阴影。对建筑界而言，“毕尔巴鄂效应”（Bilbao Effect）——这个因1997年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在西班牙开设分馆而诞生的术语——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将博物馆建筑提升为建筑艺术的必备要素，使其成为所有新设计理念的首要存放处和每位建筑师设计生涯的终极目标。纵观建筑史，我们实际已经置身“博物馆时代”，这一事实所引带来的矛盾后果在《建构文化》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是一项崇高的工作”，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如是说。但我们并不能将建筑的崇高性和博物馆建筑所能促成的艺术邂逅，与全球博物馆建设热潮背后那些有时颇为可疑的艺术收藏及展览动机等量齐观。“博物馆将一件艺术品挂在墙上，即是对其价值的有形证明”，罗斯写道，“博物馆就像艺术世界的中央银行，为赞助人的藏品价值提供了稳定保障。”但是，罗斯采访的建筑师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物质基础之于建筑作品的重要性。尽管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顺带提及了“艺术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而建筑师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却对避税问题只字未提，也鲜少谈到收藏和捐赠是如何让富人变得更富的。
说起冲突：本书中的一些访谈是在罗斯担任《艺术论坛》资深编辑期间所做。但是鉴于话题的重要性及其涉及范围的广阔——包含了像柳亦春（55岁）这样辈分相对较小的建筑师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93岁）这样的传奇人物；也让景观专家沃尔特·胡德（Walter Hood）和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这样的神秘“失意艺术家”并列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毫无偏颇地把《建构文化》视作是关于这个时代最重要之建筑类型的最重要文献。（但并不是唯一文献：安德拉什·席夫[András Szántó]在《畅想未来博物馆：与建筑师的21次对话》[Imagining the Future Museum: 21 Dialogues with Architects, 2023]中所采访的一些建筑师就与本书内容有重叠）。本着客观精神，在此有必要提及本书开篇处提出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书中的其余部分未能得到回答。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在序言中提出：“我们能否构想一个有生命的博物馆建筑，让人们领略到其中容纳艺术品的完整风貌？”在访谈中，罗斯采访的建筑师大部分都使用了过去时态，他们就如何打造一座好的博物馆提出了诸多建议，但鲜少谈及该领域在瞬息万变的城市和艺术环境中的未来。我们如何为建筑领域及其服务的艺术界找到前进的道路，这或许为作者接下来的项目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视角。
伊恩·瓦尔纳（Ian Volner）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客》等刊物的建筑、设计与城市化栏目撰稿人。他的最新著作为《豪尔赫·帕尔多：公共和委托项目》（Jorge Pardo: Public Projects and Commissions，Petzel：2021）。
文／ 伊恩·瓦尔纳
译／ 钟若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