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去了吉达（Jeddah），因为我想看看这个处于动荡变革之中的社会。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沙特阿拉伯，现在成为了和平协议的谈判地点，吸引着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关注，新的城市在此崛起？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首次向非宗教人士开放旅游签证的仅仅六年后，全世界各地的访客就被节庆活动和环保酒店所吸引，会聚在埃尔奥拉（AlUla）和迪里耶（Diriyah）的古城遗址。软实力、通过传统实现的革新，以及政治力量在此汇合，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我们新的、矛盾的世界秩序。
在我前往第二届伊斯兰艺术双年展的途中，上述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本届双年展在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King Abdulaziz Airport）西朝觐航站楼内举办，展览分布在几座分外高耸的布料遮阳篷下。双年展的场地选择既明智又意味深长：庞大的半室外航站楼形同一大片长杆的尘土色遮阳伞，作为朝觐者朝觐之路上的中转站（同一时间可容纳八万人），于1981年正式启用。正是这些旅客，构成了2025年伊斯兰双年展的主要观众。如果说，一个“新的双年展”会让那些倦怠的艺术观众冒出“为何、此刻、在此？”的怀疑，那么请先考虑一下，对其他许多人来说，这将会是他们参加的第一场大型艺术展。另一方面，访客数量也是其合理性之所在：2023年首届双年展吸引了约60万观众参观，预计今年双年展将迎来更多的访客——包括朝觐者、本地学生和政要。
接下来是作品。那天早些时候，我眯起眼睛，盯着展柜里的早期手稿，看得目瞪口呆，这些手稿在其时代皆无不具有塑造世界历史的能量。这里陈列着一部十四世纪抄本的《计算书》（Liber Abaci，1202）（基本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其中，斐波那契通过引入阿拉伯数字和进位制度，彻底革新了欧洲数学；正是在这本书中，数字“0”第一次出现在了拉丁语的手稿中。我眼前的这个小小椭圆，用红黑字迹棱角分明地写于羊皮纸上，最终催生了从十进制到簿记、再到二进制代码的所有一切。展览揭示了斐波那契如何通过阅读穆罕默德·伊本·穆萨·阿尔·花拉子模（Muhammad bin Musa Al-Khwarizmi）的著作，而让我们受益至今。阿尔·花拉子模这位九世纪的博学家曾游历至印度，并对商人用来快速计算的一种发明——“0”的概念——赞叹不已。阿尔·花拉子模的《对消与还原》（Kitab al-Jabr wa-al-Muqabalah，成书于公元813年至846年间）是一本关于代数的书——在此陈列的这份十三世纪的罕见手稿借展自麦地那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图书馆——“代数”一词正源自书名中的“al-Jabr”（还原）一词，而“算法”（algorithm）这个词也部分地源自阿尔·花拉子模的名字的音译。
根据以往的说法，中世纪的穆斯林学者在黑暗时代保存了古代的知识。本届双年展对这一叙事进行了补充。事实上，在公元八世纪阿拔斯王朝鼎盛期的巴格达，希腊手稿不仅被翻译出来，也被修订、质疑和改进。十世纪的天文学家苏菲不仅翻译了托勒密（Ptolemy），还在此过程中修正了他的星表，造就了历史上第一部星图图鉴。双年展上，从多哈和梵蒂冈借来的伊拉克和摩洛哥的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手稿，重现了苏菲在天文学、数学和视觉想象方面的巨大成就：展柜里的仙女座（安德洛美达，Andromeda）的星图美轮美奂，这位古希腊神话中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女儿，此刻成为了科学革命的见证者。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通过阿尔·花拉子模和斐波那契，纳西尔丁（Al-Tusi）和哥白尼的手稿，我们窥见了飞跃、发明、评注和论辩，它们构成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摇摇欲坠的根基。但我们或许将再也无法看到它们以这种方式展示。
当我在橱窗前驻足时，身旁有一位身着白长袍的男子。这位来自梵蒂冈的图书管理员，正在用英文和一位戴头巾的沙特年轻女子交谈。他们面前所陈列的文献包含了伊斯兰教圣典（同时也是一部阿拉伯文学巨著）最早的译本。该译本通过拜占庭的尼凯塔斯（Nicetas）针对《古兰经》的反驳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古兰经》第一次作为神学文献被加以驳斥。而在2025年的今天，我耳边听到的是一位梵蒂冈代表告诉一位沙特女子，尼凯塔斯如何因为将伊斯兰教的观念生搬硬套到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中，而误读了《古兰经》。我们还会在哪里看到一位戴头巾的年轻女性与一位梵蒂冈学者谈论起拜占庭时期关于“异端”伊斯兰教的争论呢？
伊斯兰艺术双年展，是沙特文化部于2020年成立的迪里耶双年展基金会（Diriyah Biennale Foundation）掌舵的两个新的双年展之一。这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Mohammed bin Salman）为推动沙特摆脱石油依赖、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软实力布局。现代国家需要多样化的经济和多极联盟，需要可持续性的酒店、餐饮和旅游业，需要政府问责、反腐和数字化机制；同时也少不了会设立双年展。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在这里聚集，享受娱乐和接受熏陶，也与沙特王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扩建形成互补。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当地发挥着令人信服的作用，推动着年轻劳动力的教育和就业安置。沙特的人口结构以年轻人为主（63%的沙特人年龄低于30岁，使沙特成为海湾地区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同时，女性也在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上升趋势（十年间，女性劳动者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沙特王储要想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就必须看到，正是这些不断扩大的沙特女性劳动者，代表着沙特王国最显著、也最人性化的变革力量。
野心——当我细梳本届双年展汇聚的专业力量、资源和高效执行力时，这个词跃然脑海。这支由双年展总监朱利安·拉比（Julian Raby，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荣誉馆长）、作家和历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Abdul Rahman Azzam）、阿勒萨尼藏品（Al Thani Collection）总监兼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前策展人阿敏·贾弗（Amin Jaffer），以及沙特当代艺术家穆罕纳德·肖诺（Muhannad Shono）组成的团队，调动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性机构网络。梵蒂冈或许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代表，它向沙特出借了（除其他支援外）一幅长达23英尺的世界地图，记录了十七世纪奥斯曼探险家埃夫利亚·切莱比（Evliya Çelebi）的旅行经历（当然，这也是等价交换来的：沙特政府正在资助梵蒂冈的修复工程）。在双年展上，我们看到了来自阿尔罕布拉宫的瓷砖，出自阿勒萨尼藏品的乐器和武器，来自印尼西努沙登加拉省博物馆（West Nusa Tenggara State Museum）的华美珠宝盒，也有意大利贝斯迪伊斯兰和亚洲艺术基金会（Bruschettini Foundation for Islamic and Asian Art）的伊朗天鹅绒，还有一件绣有古兰经全文的护身符衬衫，是从卡塔尔借得。约三十家机构参与了这一庞大的文化项目，包括伊斯兰教两大圣寺——沙特国王是它们的官方守护人。
七世纪初，《古兰经》在麦加和麦地那被宣讲，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编纂成书，伴随着随之而来的争议，成为了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源泉；对信徒来说，《古兰经》也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魅力——融合了口头诗歌和视觉形式。对于我们这些世俗观众，只能尽可能地去体会其神圣功能如何与美学形式交织起来。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为《古兰经》有如此之多样化的抄本和译本而感到震惊——它们来自俄罗斯，萨赫勒，还有来自西西里的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版本。无论是新疆的、安达卢西亚的，还是北非的朝圣者，在传统上都会将他们最珍爱的《古兰经》留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由先知穆罕默德建立，内有他的陵墓）。即使是对局外人来说，这样的汇集也展现出非凡的美感。“在当今伊斯兰世界中，由《古兰经》所引发的思想和身体冲突，也是一场美学层面上的冲突，一些人认为这个美学维度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伊朗裔德国学者纳韦德·凯尔曼尼（Navid Kermani）这样写道，“每当我问（埃及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他们会在酷暑堵车时播放《古兰经》诵读磁带时，他们的回答总让我震撼不已…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们说：‘因为它太美了（gamīil gaddan）！’”
相比于这些文物珍宝，沙特当代艺术家的展览就显得单薄，很多作品被布置在室外，俨然像是一座伊斯兰园林。从王储基金会传统艺术学院（King’s Foundation School of Traditional Arts）学生们制作的建筑雕刻作品中，我对“活着的传统”有了更好的认识：他们制作的木造拉瓦幸（rawasheen，吉达老屋阳台上的传统木质镶嵌装饰和覆盖物）让展览的历史脉络——从数学展开至天文学、音乐和建筑比例——变得生动起来。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最重要的展品莫过于吉斯瓦（kiswa）——包裹麦加卡巴天房（Kaaba）的黑色锦幔。每年，人们都会缝制出一方新的吉斯瓦，旧的则会被撤下、裁成碎片。这是在麦加以外的地方第一次有完整的吉斯瓦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个强大的存在，也将数十亿人每天五次围绕、靠近和向它祈祷的磁力在现场释放。我可能无法像身旁的穆斯林访客那样，与这些圣物产生共鸣，也无法像朝觐者那样，体悟它们的神圣。但这也说明了双年展令人印象深刻的多面性：连接着高雅与民间、神圣与世俗，既呈现伊斯兰教普世化的向心力，又彰显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尽管如此，本次展出的宗教物件还是引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伊斯兰艺术”中的“伊斯兰”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毕竟，伊斯兰教的土地（除伊斯兰教国家外）延及波斯、拜占庭、中国和中亚地区，当然还有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和北非；有许多被合理归类为“伊斯兰艺术”的作品，实则是为非穆斯林群体创作，或是由非穆斯林创作：穆斯林区的犹太人、基督徒或佛教徒。艺术史学者奥列格·格拉巴尔（Oleg Grabar）令人信服地指出，“伊斯兰艺术”这一笼统的概念如同“巴洛克 ”或 “哥特式”一样，不甚完美地调和了地方传统与普世理想之间的张力。对格拉巴尔而言，“伊斯兰艺术”是穆斯林扩张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表层，这个变形或折射的棱镜，时而暂时性、时而永久性地改变了某些在地的能量和传统。”
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机构常常以似是而非的视觉相似性原则，将截然不同的艺术传统强行归类：装饰艺术、书法和建筑，皆被与王朝留下的物件——玻璃器皿、地毯、细密画和武器——揉杂到一起。即使在今天，阿勒萨尼藏品选址在巴黎（而非卡塔尔）的事实，既是卡塔尔文化外交的产物之一，也是其声望标志：欧洲乃是传统权威认证地。在二十世纪的伦敦，真正的学识往往与基金会私利和在政经动荡中积累起来的收藏（如哈利利藏品[Khalili Collections]）相互重叠；伊斯兰教地区艺术品的流散分布，导致严肃的研究往往只强调了某些方面（如波斯或莫卧儿王朝艺术），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从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借得的奈斯里德王朝繁复的建筑穹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件制作于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的藏品，于1880年前后由V&A博物馆环游世界的博物馆馆长卡斯帕·珀顿·克拉克（Caspar Purdon Clarke）从一片废墟中发掘出来（很可能是花了六英镑买的），如今作为某种象征性的修复行为，被借展到吉达。
直到近年，穆斯林世界才开始通过物件来书写其自身的历史。除了阿拉伯现代艺术博物馆（Mathaf）和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为此奠定的基础，这个地区还有数量惊人的新博物馆即将或已于近期开馆。卡塔尔的卢塞尔博物馆（The Lusail Museum，将于2029年开馆）和艺术磨坊博物馆（Art Mill Museum，计划将于2030年开馆），阿布扎比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Abu Dhabi）、扎耶德国家博物馆（Zayed National Museum）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卢浮宫，都将致力于扭转伊斯兰文物西流的局面，对研究和展陈方式进行重新定向。但他们能否成功呢？
“如果你想要足球”，我在旅途中遇见的一位策展人说，“你可以建造体育场，也可以打造社群。”他的意思一目了然：海湾地区的那些令人称羡的基建项目——卡塔尔的足球场、阿布扎比的奢华博物馆——全都令人印象深刻，但除了招引来一批外国观光客之外，毫无作用。沙特虽然也有类似的形象工程 ，但却下定决心不再重蹈邻国覆辙。相比之下，沙特深耕本地，进行公共投资和建造“社群”，本届双年展便是其中一例。当然，房间里的大象始终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我内心里乐观的部分让我相信：改变正在发生。以名为“nitaqat”的激进劳工计划（亦被称为“沙化政策”）为例：这个始于2011年的计划致力于鼓励企业雇佣沙特本国人而非外籍劳工。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开端之后（涉及包括迅速驱逐非法移民等问题），nitaqat似乎正逐渐步入正轨。一支受过教育、普遍年轻、以沙特人为主的劳动者队伍，将会取代国际打工者——从外籍白领员工到受剥削的移民——在迪拜或多哈所扮演的角色。
当前沙特阿拉伯的变革既是前瞻性的，又是倒退性的。女性争取到了一些来之不易的权利，但其他群体还需继续等待。我们当然要批评沙特的人权状况、对媒体的打压，以及对异议人士惨无人道的处决。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国家决心改革的严肃性和实质性。这个极度矛盾的处境，恰恰出现在西方世界道德规范陷于崩坏的时刻。说到底，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妄加评判呢？我们周围的世界无不在向倒退倾滑。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未来不仅仅意味着向前迈出一步，更是在传统先例与进步之间的反复摇摆。
要实现这种平衡，就必须在现代化需要和传统戒律之间走钢丝。这如同在刀尖上起舞。当沙特有着改革头脑的统治者费萨尔国王，在1965年决定建立沙特第一个电视网时——希冀利用媒体作为软实力，以此对抗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在红海对岸的埃及酝酿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屏幕上可能出现衣着暴露的西方演员的想法，让国内的宗教保守派感到不安。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针对电视网在利雅得发起了一场伏击；他成功破坏了电视网，自己在交战中被安全部队击毙。十年后，当费萨尔国王在王宫里的一次活动上俯身向他的侄子问候时，他的侄子掏出枪向他近距离射击，为父亲复了仇。不到一个小时，国王身亡。“我们的宗教要求我们不断发展和进步，同时将最伟大的传统和最良好的礼仪传承下去”，费萨尔国王曾经写道，“所谓的进步性…无论是社会进步、人类进步，还是经济进步，都体现在了伊斯兰的宗教和法律中。”沙特能否实现这看似矛盾的目标，我们还需拭目以待。就眼下而言，这场双年展是沙特王国在关键时刻迈出的重要一步；至少，是双年展史上的一个奇妙的进展。
巴勃罗·拉里奥斯（Pablo Larios）是《Artforum》的编辑，现居柏林。
文／ 巴勃罗·拉里奥斯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