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性是双年展这一形式存在的先决条件。艺术品在流通，艺术家在移动，观众也在流动。资源、注意力和基础设施亦然。近年来，这种流通性逐渐成为生态质疑的焦点。这些指控并不陌生：探讨气候危机、资源开采或环境暴力的展览，却依赖于高碳排放的运输网络和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无形中再生产了它们试图批判的系统。在此语境下，流通性成为批评的核心，既被视为环境代价，也被理解为一种文化榨取的形式。
这套运作逻辑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文化消费的叙事：参观者短暂造访，获取体验或曝光，随即离开。针对高碳流通的生态批判也因此与另一种常见论断相关联——高度流动的观众只能产生浅层的互动。但双年展的运作其实同时面向多重受众：发生地的本地社群，艺术家、学生和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区域网络，以及从外部进入这些语境的国际访客。不同位置之间的互动可能是短暂的，也可能是持续的，但并不必然是肤浅的。认为流动性必然导致浅层参与的假设，实际上混淆了两种不同层面的流动：一方面是作为物质基础设施的流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生活或阐释经验的流动。同时，这种假设也忽略了策展提案的一种潜力：它可以作为一种邀请，引导人们从他处展开思考，去际遇那些在自身语境中原本不可见或不可读的历史、实践与关系。
从这一视角来看，生态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距离远近问题。所有艺术形式都运行于生态系统之中：博物馆全年维持恒温恒湿的环境；藏品在储存、修复与运输之间不断周转；艺术博览会在短时间内将庞大的物流基础设施压缩为高强度的流动瞬间。如果将双年展单拎出来批判，与其说是生态层面的诊断，不如说是在转移对更广泛结构性状况的注意力。问题不在于双年展是否具有环境影响——它们当然有，所有艺术活动都有。真正关键的是组织这场辩论的价值判断：博物馆产生的生态成本被优化为管理维护，双年展的成本被视为可疑，艺博会的成本则几乎无无人辩护。
如果我们将生态理解为一种关系而非制约，并将艺术界视为由基础设施、依存关系和流动构成的生态系统，那么所谓封闭或自给自足的文化体系观念便会迅速瓦解。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并非一种道德追求，而是生命本身的条件。试图通过严格的在地主义来解决生态责任的尝试，往往面临滑向文化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围困的风险——这种关于纯粹性的幻想，无视了我们的生活早已深度交织的事实。挑战不在于回避流通，而在于对流通本身进行深入思考，使其扎根于具体地域及其环境条件，勇于承担责任，并对摩擦、混合与转化保持开放，而非追求封闭的自洽。
在巴西亚马逊地区的马拉若（Marajó），我在红树林社区中接触到了“extrativista”这一术语，它描述一种以再生而非耗竭为前提的小规模捕鱼与森林利用实践。不同于英文中与殖民掠夺和大规模资源开采相关的概念“extractivism”（采掘主义），“extrativista”指的是一种植根于关怀、回馈和持续循环的关系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采掘”并不必然意味着耗竭，而是在生态限度内持续进行的守护。文化生产本质上总是具有采掘性：它汲取劳动、知识、时间、注意力以及物质资源。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消除采掘，而在于如何将其识别为一种代谢关系（metabolic relation）。我们获取了什么，又回馈了什么，以及由此可能生成何种形式的延续？双年展让这种代谢变得格外显而易见。其高度集中的时间结构与强度，要求策展决策必须由不同的注意力节奏来塑造。它们调动资源、创造就业、激活当地基础设施，创造出展览之外的相遇，甚至延伸至艺术家所来自并终将回归的语境之中。这些动态关系并非双年展的偶然产物，而是其特有的能力所在。
双年展这一形式并未枯竭，真正枯竭的是缺乏反思的重复。如果将双年展理解为一种间歇性的有机体（intermittent organisms）而非纪念碑式的事件，它们便能够在扩张与收缩之间调节自身。在制度性基础设施脆弱的地方，它们可以维系连续性，构建不依赖于既有权力或资本中心的联结。生态批评常常集中于那些历史上被视为资源榨取地而非话语发声地的地区举办的双年展，这绝非偶然。这种不对称耐人寻味：环境责任往往最强烈地施加于这些长期被视为全球资源前沿的地区，而那些从高碳排放的文化流动中获益并使其常态化的北方机构与艺术网络，却鲜少受到同等审视。在艺术中严肃对待生态问题，并不是说要停止流通，而是坚持要求流通必须具有互惠性与责任性，并且能够抵御那些持续塑造当下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单一文化。
曼努埃拉·莫斯科索（Manuela Moscoso）是纽约CARA（Center for Art, Research, and Alliances，艺术、研究与联盟中心）的首任执行兼艺术总监，曾担任第二届亚马逊双年展（2025）、第十一届利物浦双年展（2021）以及厄瓜多尔昆卡双年展（Bienal de Cuenca，2014）的策展人。
文／ 曼努埃拉·莫斯科索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