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伍迪・艾伦在电影《安妮・霍尔》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永远也不会加入一个允许像我这样的人加入的俱乐部（I'd never join a club that would allow a person like me to become a member）”，而在由赵川策划、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的“他者的舞台”活动上，台湾导演王墨林在论及他的反抗剧场时说：“我不希望我的戏去那些可以让它演出的地方上演”。不难看出，这两句话之间拥有某种逻辑的相似性，但也许更需要被看到的是，说话之人所处世界之间深刻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构成了关于他者的讨论的起点。
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城市中产不同，“他者的舞台”上的表演者多是来自亚非地区那些经历过政治与文化殖民、现代化与全球化冲击的国家。长期以来，这些国家都在效仿西方的模式和路径来发展自己。最近一二十年，不少实践者开始反思与批判这种照搬西方的发展方式，试图重新接续自己的文化脉络。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实践大多被新自由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所收编，成为某种异国情调化的客体展示，并衍生出一种虚假的代表性。而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理解“他者”的含义——他者不仅仅是一种主流之外的“另类”，也不是多一个选项，而是一系列复杂关系的集合，包括了对自我身份、与西方/主流的互动关系以及工作路径等的重新塑造。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做”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第二天的讨论中，来自塞拉利昂的查理・哈夫纳（Charlie Haffner）、韩国的李敬诚（Kyung-Sung Lee）和中国的赵志勇都提到了他们的剧场实践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社会问题之中的经历。这样的经验迫使他们去反思，在具体的遭遇中，剧场与社会的关系、它的作用机制与边界。在塞拉利昂，哈夫纳和他的剧团直接介入社会工作，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功地将该国幼儿免疫率提高到了85%；而李敬诚则始终与直接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试图用剧场调解韩国不同代际之间冲突强烈的政治立场，创造新的沟通空间；赵志勇在和北京家政女工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寻找她们个体能力的增长和其所处群体处境的改善之间的平衡。他们的实践都强调了回到现场并保持敏锐的重要：只有回到现场，我们才能真正形成对自我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关照和一种对具体经验的敏感，从而完成自我对真实的重新体认。因为真实从来就不是显而易见、唾手可得的。德国导演凯・图赫曼（Kai Tuchmann）一直以记录剧场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方式，并希望通过对文本的重新组织与解读，形成一种别样历史（alternative historiography)。 在他与中国团队合作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重新调整原有的工作方法，以面对如此不同的社会现实；否则，便很容易掉入欧洲对中国作品一般的反应之中：只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却听不见对方想要说的。
菲律宾舞者兼编舞艾萨・约克森（Eisa Jocson）呈现的讲座表演《经济体》（The Economic Body），探讨了菲律宾服务业劳动与社会流动性的身体化（embodiment）过程，并直击全球娱乐产业对快乐的表演与幻想的生产，以及这一过程对菲律宾人生理与心理的影响。这里，与其说约克森是西方世界眼中的“他者”，不若说她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不得不一直与“西方”这个他者不停地纠缠。而正是通过直面这种纠缠，批判性的揭露得以成为可能。剧场因此不再是某种确定了的方式或事实，而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我们不是应用（employ），而是征用（expropriate）了剧场。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始终是行动和意义的主体。
现在，我们不妨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两段引文。试问，在这个“他者”俱乐部之中，会员之间是否真的面对共同的敌人？以及除此之外，他们是否存在“入会”的共同基础？他者的舞台到底为谁而搭？我们为了什么表演？当我们试图梳理在这四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首先承认，关于“他者”的问题，不仅仅关于“道理”和“观点”，更关乎“立场”和对未来的想象。虽然参与者们所遭遇的社会境况和想要回应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工作方法也有所差别，但却都在努力“另辟蹊径”；也许，不追求简单的“相同”正是他们能够连结起来的基础，一种有别于全球化了的同意机制的基础。同时，“为谁而演”的问题实际关联的是“谁让表演成为可能”的问题。在现今的艺术资助体系之下，资源导向对项目的实现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他者的聚会仍然要依靠西方/主流的资源支持，这也是不能回避的现状。所以，成为王墨林所说的那个主流啃不了吃不下的硬骨头，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创造一种实现剧场的新方法。
在印度导演桑卡尔・信达瓦拉普・万卡特斯瓦拉（Sankar Chindavalap Venkateswaran）现在工作的地方喀拉拉邦，剧场常常是从喝酒聊天开始的。人们在夜晚围炉而坐，有时唱歌，有时表演，有时什么也不做。作为一个外人，你很难预计到底会发生什么，也无法轻易地就将本地的文化总结归纳起来，更别说改变他们了。但通过相处和共同生活，原来的立场和身份流动了起来，你我的区分开始融化。也许，这也是一种未来。
文／ 丁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