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希腊在西方世界的想象中同时作为现实和神话而存在，它既是一个现代国家，又被西方“公然”纳入其历史声明之中。在经历了2009年以来的债务危机，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大量的难民涌入与遣返，2015年执政的极左联盟针对欧盟援助方案的公投决策，以及其他如失业、移民、恐怖主义、民粹势力抬头、土耳其谈判入欧等无可回避并关涉欧洲整体的问题之后，本届文献展于希腊的展开似乎顺理成章。在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的带领下，当代艺术转移至雅典这片重要的土地，旨在呼吁世人关注希腊人（Hellenes）的真实生活与处境，揭示出其政治、历史、社会的复杂性，并以此展开针对这个被新自由主义跨国资本殖民的世界的批判性思考。
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
自17世纪起，一个多种族的东正教新兴商业阶层逐渐将希腊语用作上流社会的语言，并将受到奥斯曼帝国遏制的西欧政治秩序和经济模式视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在随后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希腊世俗主义民族解放者随即成为了西方思想的拥趸。因此，19世纪初希腊革命在当时东方主义成见盛行的西方社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西方）文明对抗被视为野蛮他者（奥斯曼土耳其）的战争。
由此不难联想到，（种族及民粹主义的）前纳粹艺术经纪人希尔布朗特·古尔利特（Hildebrand Gurlitt）所收藏的保罗·克利的作品《希腊人和两个野蛮人》（Greek and two Barbarians，1920），其以一种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的方式再现了一位形象高贵的希腊女人被两位男人左右挟持的画面。毕竟，自从温克尔曼（Johann J. Winckelmann）在18世纪末将希腊艺术的冷静及秩序与巴洛克、洛可可艺术的肉欲浮夸相对立开始，希腊文化——作为至高无上的艺术（绝对之美）和政治（民主）的典范——在歌德、莱辛、席勒及荷尔德林等人的追随下，逐渐成为了日耳曼民族身份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想象。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古典的历史化和对于东方的他者化，使得现代希腊人的认同在立足于欧洲的身份共同体的同时，亦时常被降格为一种静止的“化石”般的存在；其文化象征性资本既是在欧盟中生存的重要筹码，也导致了该遗产的“继承者”实际上处于西欧国家持续的监督与审视之下[1]。
身体政治：负债人、饥饿者、变性人及难民
具体地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将身体置于持续性的监视下，通过有效的规训制造出驯服且有用的生产性身体。基于性别和种族的认知论，在面临当代危机时，现代国家对治理技术的运用，对真理的生产以及公民的归档整理，使得一切曝露在规则容忍范围外的非常规身体显得异常突兀。
“Vasanizomai”（βασανίζομαι）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折磨”，包含着心理和物理层面“使人受到酷刑”或“受难”的意思，以及“为了得到真相而严刑拷问”的引申含义。事实上在希腊负债危机后，该词（及其衍伸词）以涂鸦的形式不断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墙壁上，甚至与商店招牌、广告标识等信息相叠置，进而诱发出多重解读的可能：直指新自由主义所竭力维护的消费主义，促逼着这片真实的敌托邦世界的浮现。正如危机爆发后，在社会各方和媒体“千夫乱指”般的质询下，希腊社会在筋疲力竭之余呈现出孤注一掷的倾向以及某种主体脆弱性（vulnerability）。玛丽亚·波列奇（Maria Boletsi）认为，这个非二元对立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中间主体”，其不应止步于成为尼采式自由意志的能动者（agent），而应是一个受难的、悲伤的、失落的且与他人共存的主体[2]。而按照朱迪斯·巴特勒和雅典娜·阿萨娜苏的理解，这个主体因被强制性的剥夺（dispossessed）了所有之物而不再自我拥有，但正因退失其位才与他人真正地相遇[3]。
希腊人负债的身体背负的被基督教所内化的负罪感，成功地构成并定位了一种恒定的“牵涉生产和主观性控制特定模态的权力关系”[4]。这种特殊的经济人（即“负债人”）出现在赞努尔·阿贝丁（Zainul Abedin）的系列作品《饥荒素描》（Famine Sketch，1943-1955）中，其描绘的孟加拉饥荒中农民瘦骨嶙峋的身躯，昭示着饥饿和负债的抵死纠缠：饥饿的土地耕作者被当局以市面缺少现金流为理由而催债，债务由对资产拥有者和非拥有者间权力关系的操纵演变而来。
事实上，对人的政治地位的悬置同样存在于酷儿的案例中，与难民和移民寻求新的民族国家身份类似，放弃原有生理性别的变性人在面临医疗和行政机构的界定时，亦试图达成潜在的性别合法化，以至于不得不处于性别“流放”的状态[5]。因而，二者在被鼓励“融入”（那个拥有尊严或独立主权的）群体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机器无法对其准确识别，而遭受了基于生物政治的区别对待，并将其高度脆弱的身体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异托邦中——正如性别认同障碍诊所与难民营。亚瑟·齐姆卓斯基（Artur Zmijewski）的创作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媒体时代后殖民批判的维度。在雅典艺术学院展出的他拍摄的关于欧洲难民营的纪录片《一瞥》（Glimpse，2016-2017）中，一位身着巴黎中产阶级服饰的男性黑人难民站在巴黎市某地铁站外的难民落脚处，当画面以长焦镜头将这位难以直视镜头的难民的面庞推至屏幕正中心时，一只白人的手拿起白色的粉笔，毫不留情地将其面颊涂抹成了骇人的白色。以一种赤裸而激进的方式，该作品毁掉了政治正确的最后温存，并似乎在字句铿锵地宣判：在他人之痛面前，正在远程观看的您被眼前现实引发的恻隐之情，与19世纪参观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种族博览会”的观众所怀揣的好奇和怜悯，本质上毫无二致。
他者抑或资本的问题？
对当代问题的反思，经由侧重日常及本土的实践，在焦点命题前“绕道”，或可在过去和现实并置的当代局面下探索出新的可能。巴黎东京宫在雅典一处曾被德国纳粹占领的旧宅举行的“不确定的团体”（Prec[ar]ious Collectives）展览中，艺术家于吉以雅典本地的橄榄油制成肥皂，并和实地取材于呂卡维多斯山（Mount Lycabettus）上的龙舌兰一同制成形态各异的瞬时（éphémère）雕塑。行为作品《这是为你好》（This is Good for You!，2017）中，头戴探照灯的于吉先是在一间幽暗的屋子里四处探望，在吃过苹果以及完成一连串颇具仪式感的热身动作后，她开始以一种艰难的姿势郑重朗读一张安眠药使用说明，并在随后出其不意地跑到观众耳边口头重复这些说明指令。一方面，这种来自他人的命令式话语，以一种潜意识旁白的形式将聆听中的观者强行拉入一场自我的拷问中；（健康且有活力的）身体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在此如福柯所言，不再是身体被压制，而是力量通过“激励”的形式实现了对身体的牢牢控制。另一方面，艺术家的声音和身体貌似屈服于医嘱的文字和律令，但实则转换了发声者和作品的主客关系 ：艺术家和观者共同经历着作品生产机制的规训以及某种自我麻痹之后果的恐惧——长眠不醒即无限趋近死亡。某种程度上，这的确是对于当今高度系统化与景观化的艺术机制之妙喻。
德勒兹曾对“他者”概念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者”作为一个客体同时指向了另一个主体，而后者与“我”的同时存在导致了逻辑矛盾，由此揭示了单数静止的主客二元性的崩塌[6]。基于对主体多元性的尊重，齐泽克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文化多元主义在将本土文化加以典型化和民俗化的同时，亦造成了跨国资本通过多元消费实施的更为深入的全球殖民。单就希腊而言，传统、主体及他者之间经由时间因素而生发出多重关系：中世纪以来遗留下的古代多神教建筑和人工制品往往被基督教会视为偶像崇拜，而拜占庭帝国皇帝作为东方基督王国的捍卫者，令具有纪念碑性的古典物质碎片在希腊人心中沾染上了些许他者性。令人担忧的是，象征过去的文化资本被西欧“合法”继承者以一种强迫性机制供奉起来，来自希腊的当代艺术家在被框陷的范围内的文化生产是否缺少了某种内在的活力？在蒙古艺术家诺敏·宝勒德（Nomin Bold）的绘画《迷宫游戏》（Labyrinth Game，2013）中，色彩纷呈的佛教主题绘画微妙地表达了某种对于传统与当代生活模式的双重疑虑，而这样的叙事似乎与许多新兴国家的文化现状十分接近。在雅典当代美术馆展出的汉斯·艾克尔博姆（Hans Eijkelboom）的类型学数字摄影《街头和现代生活》（The Street & Modern Life，2014），铁证如山般地向观者展示了在这个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时代的扁平的“香蕉共和国”中，来自不同种族、性别、阶级与宗教信仰的人们，其着装和行为所呈现的惊人趋同性。
文献展给人带来的启发和鼓舞，难以用一篇文字记述。或许正如文献展公共项目“身体的议会”的一次讨论中，一位不知名的白人女性观众和一位非裔学者所达成的共识：我们都需要放下已有知识和成见不断逆向地学习（unlearn），并在了解自己的过去的同时，彼此再教育。
1. 参考：雅尼斯·哈米拉基斯（Yannis Hamilakis），《国家及其废墟》（Nation and Its Ruin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
2. 参考：玛丽亚·波列奇（Maria Boletsi），《从危机的主体到危机中的主体：希腊墙上的中间声音》（From the Subject of the Crisis to the Subject in Crisis: Middle Voice on Greek Walls），发表于《希腊媒体文化报》（Journal of Greek Media & Culture），2016。
3. 参考：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雅典娜·阿萨娜苏（Athena Athanasiou），《剥夺：政治中的操演》（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Polity出版社，2013。
4. 莫里季欧·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打造负债人：试论新自由主义之状况》（La fabrique de l’homme endetté : Essai sur la condition néolibérale），巴黎，阿姆斯特丹出版社，2011，p.27; 雅尼斯·斯塔夫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在文章《负债的社会：希腊和后民主的未来》中再次引用，收录于《希腊症候》（Le Symptôma Grec），Lignes出版社，2014，pp.75, 76。
5. 参考：保罗·碧阿特里兹·普列斯亚多（Paul Beatriz Preciado），《我的身体不存在》（My Body Doesn’t Exist），收录于《第十四届文献展读者簿》（The Documenta 14 Reader），Prestel Verlag出版社，2017。
6. 参考：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we）和菲力克斯·迦塔利（Félix Guattari），《什么是哲学？》（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午夜出版社，1991。
文／ 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