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大病之后的2015年，艺术家耿建翌创作了一个名为“小桥东面”的空间，将个人及搜索得来的旧时物件、照片、录像组合铺排，透过一个开放的、迷宫式的空间结构串联出一簇有着多处入口、多重路线的档案叙事。这件以记忆和命运作为叙述主线的自传式作品虽因对时间的感怀显得些许浪漫化，却也在或多或少的断裂之下将耿建翌20余年前的一批形式相近的创作拉回观察的视野，而那批作品，则时常让我想起那双锐利狡黠的艺术家的眼睛。1988年，耿建翌执行了一件名为《表格与证书（有所交代）》的作品。作品中，他将一张常见的人事表格寄给参与黄山会议的逾百名与会者，并收到了近半数人的回复，其后，他给这些回复者们寄去一份证书，证明他们是作品的“半个艺术家”。除了暗含着玩笑的少数几个问题（“最喜爱的植物”、“最喜爱的动物”、“最喜爱的人”），这份国人已不断填写了几十载的人事表格一如以往地收集着填写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健康、职业、家庭、文化程度、思想倾向、受到批评表彰、个人经历及相关证明人。表格中的回复虽不乏对玩笑的打趣，然而大多数仍是认真的回应与交代，这些面对表格不假思索的冲动，以及对程式化问题的熟练反应则被刺破般流出，倒映出各式的个体心态和对应的集体状态。与大多档案创作相似，《表格与证书》同样以文本的复制、取样与编辑作为方法，不同的是它将档案创作从一类生产模式推向一个更为复杂的本土语境，在概念、形式和权力的交叉点上刺探、观察并干预着个体与集体的无意识。
源自40年代延安干部档案制度的人事档案，曾作为一套借鉴自苏联、意在排除反动份子的调查制度，透过填写人对个人细节信息的反复填写、对自身问题的主动交代以及身边证明人的证实和评鉴来考察党员的问题以及交代的漏洞。建国后全国推行的人事档案及管理制度延续了干部档案系统的大部分框架与规则，以“自我批评”和“旁人鉴定”的双向视野，由表格信息、个人自鉴、旁人评述组成不可供个人查阅的“个人档案”——这里的“档案”（record）与指涉资料文件管理的档案（archive）已然构成概念上的分歧，也进而以政治的力量影响着“档案”中个体旁观及自省的眼神。虽然人事表格此后并没有继续出现在耿建翌的创作中，他在90年代中期生产的一批纸本或非纸本创作却延续着对“档案”所催生的个体与集体状态的观察，以玩笑模拟权力的视角，敲击着规范与生活间的裂缝。1994年，耿建翌一日归家，被邻里告知家中无人时曾有一名访客，于是要求见过这名访客的街坊将当日的情形以及此人的容貌特征写于纸上，并按手印为其陈述“负责”，最后在这些不同的“证明文件”下方，耿建翌按照“证明人”们描述的面部特征，为那位不知名的到访者画下数个肖像（《他是谁？》）。同年，在他的另一件作品《确有其人》中，耿建翌收集了一个人的一系列行政身份材料，包括旧照片、结婚证、身份证，并找到每个材料对应的证明人，在有对应单位抬头的信纸上立书证明他确有其人。其后几年，他又陆续创作了以各种证件确认个体存在的《肯定是她》（1998）和秘密尾随并记录他人言行的《工作笔记》（1995），不约而同地指向人事档案制度所建构的旁证人视角。而这一互看、互听、互监察的关系在他1987年的空间方案《自来水厂》中已有痕迹：迷宫围墙般的展览墙面上挖出大小不一的孔槽，供观众相互窥视——空间所制造或挖苦的并非权力本身，而是权力下被规范化的不断窥视又被窥视、窃听又被窃听的个体。
此外，对典范的移植和对行为复制的检验是在耿建翌创作中可观察到的一条线索：90年代初期，耿建翌创作了一系列以音乐节拍命名的“默剧小品”式的作品， 其中，稀疏平常的日常动作（大笑、鼓掌、穿衣、上下车）被制作成配有步骤和示意图的教学图表，规范的幽默被置于可视的光线之下——关联彼时社会中常见的领袖崇拜、口号语言、工农兵模范、样板文艺，自上而下的典范复制文化是深埋于这一系列创作的隐因。在2005年的多屏创作《做到正确的自己》中，耿建翌暗中录下了四个街头劳动者的工作录像，并邀请他们回到摄影棚，对照录像中自己工作的模样，徒手复制工作时的场景；2007年的作品《抵消》中，两个光顾足浴城的顾客和两个当时的技师被要求在观看自己的闭路监控后重演当时的情景——这两件作品中耿建翌所投射的仍旧是一个“旁证人”式的监察角度，而这一窥探的视野又即刻转换为模仿的典范，在荒诞的转换和笨拙的复制下制造“标准”与“拟仿”的断裂空间。
将耿建翌这一系列作品置于体制批判的背景下的讨论或许已屡见不鲜，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他始终投注于人以及生活本身，而非偶像、权力和他者的观察视线。从表格的填写者、空间中的窥视者到闭路监控前后的劳动者，他的目光总是停留在张力溢出的细节和细节下不自觉的个体，再透过轻巧的刺碰与挑衅由下及上地释放出对集体、对社会的冷静辨识——也正是当这些由下及上的视线凝视着由上及下的权力时，才显得如此微妙有力，如此生活化又这般政治性。
或许正是因为对细节和张力点的观察，他的档案创作才能这般巧妙地介入“档案”的语言概念、考察“档案”的个体、演练“复制”的文化，生成出一隅复杂且具有张力的档案空间 。至于他本人对这种“档案性”是否有明确的自知，我并不确定，直到在《表格与证书》中表格末尾的说明里，我找到这样一条声明：“本表格不做档案材料，最终由个人保存”——一时间让我又仿佛看见他狡黠的眼神，瞄着事件的角落。
文／ 瞿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