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回响”系列是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中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部分。该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对新丝路沿线各个重要链接点（城市或地区）的记录考察，持续关注这些地区的美学发展是如何在整个新丝路项目的规划及实施过程中（被）逐渐改变的。这篇文章是她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考察笔记。
浪潮
1988年，萨拉热窝流行乐队“埃尔维斯·库托维奇”（Elvis J Kurtovic）发行了专辑《私有化浪潮下的美好世界》（Magnificent World of Privatization），其中有一首歌叫作《海尔·塞拉西》（Haile Salassie）。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只会跟着旋律哼唱几句，并不了解其产生的语境及更深层的政治含义。海尔·塞拉西一世（1892-1975）是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1974年，埃塞尔比亚的君主专政体制被推翻，塞西拉被囚禁，并于次年去世。这首歌追忆了那段发生在铁托与塞拉西，前南斯拉夫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不结盟”的重要友谊。1952年，埃塞俄比亚成为南斯拉夫在二战后与非洲大陆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54年，海尔·塞拉西一世首度出访南斯拉夫，铁托于次年对埃塞尔比亚进行了回访。1936年至41年间，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同时期的南斯拉夫也在与纳粹法西斯进行着艰苦的抗争。相似的遭遇将两国联系了起来，也成为建交后进一步发展互相往来合作的催化剂。
据说20世纪初第一本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非洲的中文书籍就是介绍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的。不过相较中国，海尔·塞拉西在其统治前期对日本更感兴趣，尤其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及其领先世界的科研能力。战后，塞拉西一度向美国靠拢，埃塞尔比亚的士兵甚至作为联合国军参与了上甘岭战役。周恩来于1964年对当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访问（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非洲10国的邀请,对这些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也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非洲），七年后，塞拉西才对中国进行了回访，并与毛泽东见面。两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于1970年确立。作为1971年对中国出访的重要成果，塞拉西从中国政府拿到了一笔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这应该是当时继坦赞铁路项目之后中国借出的单笔数额最大的贷款。
作为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座城市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让它成为各种海外势力向东非扩张的首选目的地，随之而来的影响也可以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历史层面上找到。1936年8月16日，意大利占领亚的斯亚贝巴三个月之后，勒·柯布西耶写信给墨索里尼，提议将埃塞俄比亚改造为东非的意大利，他愿意亲自参与亚的斯亚贝巴的“重建”计划，打造一座现代都市。按照柯布西耶的设想，这里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建设试验场。不过这个计划最终没有被正式实施。亚的斯亚贝巴的发展从未有过整体的城市规划，那些世界各地有过殖民历史的城市所共有的西方城市结构在这里也不存在。
同样没有殖民“前科”的前南斯拉夫，在由其发起的“不结盟运动”这一政治策略的帮助下，与非洲和亚洲那些在二战后陆续独立的新兴国家迅速建立起外交关系，同时向这些地区输出了大批南斯拉夫的建筑师和各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此列举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案例：Leon Gerskovic参与编写了埃塞俄比亚宪法；Ivan Tomasseo作为塞拉西的私人医生跟随他多年；在访问前南斯拉夫期间，塞拉西委任艺术家Antun Agustincic为其父亲塑像；1955年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将一座由南斯拉夫艺术家创作的纪念碑赠予埃塞俄比亚，这座位于亚的斯亚贝巴市内的“二月殉难者纪念碑”（Yekatit Martyrs Monument）至今依然是该市的重要地标。前南斯拉夫建筑师Branko Petrovic甚至直接被埃塞俄比亚公共事业部委任为总设计师（1962-1969），负责评审和挑选所有的市政建设方案。也正是因为他的直接参与，使得一大批前南斯拉夫的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承接了大批亚的斯亚贝巴的建设项目，包括Wabe Shabelle酒店、邮政大楼、通讯部大楼、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和新皇宫等建筑。一条以铁托命名的马路是亚迪斯亚贝巴最主要的街道之一。但今天，在当地的年轻人中，几乎已经没人知道铁托是谁了。
亚的斯亚贝巴在埃塞尔比亚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中意为“新鲜的花朵”，不过当下俨然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尽管由中国承建的两条轻轨已投入运行，但城市的供电短缺经常影响轻轨的日常运作，原先混乱和拥挤的市区交通状况并未得到明显的缓解。整座城市大部分区域几乎看不到其他肤色的行人。对外国人来说唯一可行的出门方式只有出租车——大部分出租车是来自中国的品牌“力帆”，由中国出口零部件到埃塞俄比亚组装。亚迪斯亚贝巴的网速很慢且极不稳定，上网基本靠运气。
按照官方说法，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大陆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策展人Mifta Zeleke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国家经常会在很多有关非洲的讨论中被孤立出来对待，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本地的问题碎片化，很难进行梳理。同样关于埃塞俄比亚从未被殖民的话题，另一位艺术工作者、Asni画廊的发起人Konjit Seyoum则有不同的看法，他特别提到埃塞俄比亚的官方教材从9年级开始就完全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并使用英文教材。而实际上埃塞俄比亚有着非常多样的文化习俗，单日常使用的语言就包括来自80多个不同部族的语言。
未来的过去的未来
在亚的斯亚贝巴这座平均月收入为5000比尔（约合250美元）的城市，为数不多的当代艺术工作者们不断地尝试各种生存方式。前政府在2015年民众巨大的反对声中下台，而当政的新政府也并未带来明显的改变。埃塞俄比亚没有针对当代艺术的政府资助，幸运的艺术家可以与国外的商业画廊合作，剩下的那些只能依靠申请各种国外的资助来继续工作。亚迪斯亚贝巴只有一家官方的当代美术馆——现代美术馆，隶属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而最近的一次场馆翻新的费用，也是由德国歌德学院赞助的。与此相比，私人发起的组织和机构对本地当代艺术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Zoma美术馆就是一家完全由私人出资建造的机构，两位发起人是策展人、人类学家、环境学家和作家Meskerem Assegued以及艺术家Elias Sime。Zoma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于1979年因癌症去世的艺术家Zoma Shiffeeraw。
Elias Slime是埃塞俄比亚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与他合作的James Cohan画廊将其委托给画廊销售的作品的艺术家份额提前预支给Elias，正是用这笔钱，他租下了这块用来造美术馆的地，租期为100年。美术馆的建筑完全按照当地传统，用取自当地的泥造成。我到访的那几天Elias正在对美术馆进行最后的调整，准备2019年3月的正式开幕。Zoma美术馆旨在关注当代艺术与建筑的跨学科合作，以及各种探索可持续性的试验项目。美术馆的建筑主体坐落在一片园子中间，园中栽种着各种瓜果蔬菜和药用草本，下一步规划还包括在美术馆前建一处小型的果蔬商店。在准备开馆的同时，Zoma美术馆团队也在与建筑大学合作开展一个名为“未来的过去”（Futuristic Past）的项目，这个由埃塞俄比亚传统建筑生发出的项目将代表埃塞俄比亚参加202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在美术馆我遇到了艺术家Gouled Ahmad，他的摄影作品将作为项目“未来的过去”的一部分在威尼斯展出。Gouled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自拍系列。在这些照片中，他将窗帘、别针等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首饰，把自己装扮成各种他想象的未来造型。Gouled作品中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面部彩绘，通过不断变换的妆容，也尝试去触及与酷儿文化相关的各种问题。作品中用到的很多图像、色彩等元素，都是Gouled平时在城市里的收集所得。
Mihret Kebede是一位艺术家和诗人，最近刚搬去维也纳完成她的博士学位。她是Netsa艺术村的发起人。Netsa艺术村原本是一个包括艺术家工作室和展览空间的艺术中心，有自己独立的展览项目和各种活动。该艺术组织于近期失去了他们的实体空间——由于所在区域将被改建，政府勒令他们立即搬离。而如今艺术村的几位艺术家和同样是发起人之一的Tamrat Gezahegne，搬到了另一所名为Guramayne的艺术中心，几个人合用一间工作室。由于该艺术机构位于旧城区，几位艺术家还要自己动手翻修供水系统和厕所，这部分装修工作也用来抵扣工作室的部分租金。不过这块区域同样在政府的改造计划中，且近期就会开工，附近的河道也会得到清理。Tamrat最近一直在附近收集拆迁工地的碎石，用来制作他的装置作品，他想以这种方式来见证整个地区的转变。
Guramayne艺术中心由策展人和作家Mifta Zeleke发起，空间的运营也完全靠他个人的投入。Mifta同时也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批判性写作和策展实践。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其实策展对于埃塞俄比亚本土文化而言并非一个新的概念。在本地的东正教教堂和皇宫内，都有一个被称为Gimja Bet的空间（用于存放珍贵书籍和艺术品的房间），在Gimja Bet里工作的守护人也被称为Gimja Bet，每当教堂或皇宫有重要仪式要举行时，Gimja Bet要根据不同的仪式需要对空间中的陈设进行调整。关于Guramayne究竟是商业画廊还是非营利机构，Mifta也认为无法进行准确定义，因为艺术商业市场几乎不存在，现阶段空间的运营其实来自他向大学申请的贷款，而他通过自己的教学去慢慢偿还。
与这些机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法国文化协会和歌德学院。亚的斯亚贝巴的法国文化协会占地1公顷，拥有巨大的展厅空间、电影院、咖啡馆和学校。他们有许多与当代艺术有关的活动，并向当地的年轻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提供各种支持。歌德学院在规模上低调不少，但对与本地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关的项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投入。亚的斯亚贝巴的所有艺术文化工作者对于这两家机构的日常活动以及可申请的资助项目种类等细节都非常了解。这也是环境所迫，因为除了这些外来的机构，再无其它资源。埃塞俄比亚至今也还没有艺术类的期刊或类似的专业讨论平台。
在我走访各家艺术机构的那几天，一条新闻在当地的艺术圈引发了很多讨论，埃塞俄比亚刚就任不久的总理从国内唯一的一家国际画廊“亚的斯美术”购买了一批本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用于装饰他的办公室。这则消息似乎让很多艺术家看到了希望，他们觉得事态正在慢慢发生变化。但官方如此举动是否真的在释放乐观的信号？这种情绪也让我联想到另一个与政府行为相关的现象——作为中国政府对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一件馈赠，由中方无偿援助兴建的非洲联盟会议中心于2012年在亚的斯亚贝巴落成，并一度成为整座城市的至高点。非盟会议中心主厅内的一处背景墙上镶嵌着一幅刺绣工艺制作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富春山居图》，当地艺术家对此有很大的争议。但直至今天，同样的艺术群体并未就中国正在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援助和“馈赠”而展开严肃的讨论，也没有去过多的思考这些现象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文／ 比利安娜·思瑞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