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也许很难说清，2019年5月末在“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开幕的“2019广州空港双年展”到底算是一场艺术展览、一次城市盛事、一项政策创新，还是一个地产项目的营销手段；也许一个更加便当、毋须纠结的回答是，以上皆是。与许多其他项目类似，在“空港双年展”周围，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参与者与相关方，他们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空间，共同构筑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站在外部，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明确而周延的方式去描述它。如同本届“空港双年展”的主题所提示的那样，这确实是一种“极限混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貌，得出不同的感受与判断。
目前看来，如果我们把对空港双年展的评论大致分为两类的话，那么在社会层面，大家关注的多是“空心村”如何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艺术如何让乡村“旧貌换新颜”；在艺术层面，经常看到的关键词则是“艺术介入/赋能”（虽然联合策展人鲁明军也强调了此次双年展与社会参与式艺术惯例的区别）、“空间营造”与“文化融合”。然而，在事件的背后，似乎仍是那个关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有具体的问题都会被搅和在一起，裹挟着所有人共同“向前”，即使他们可能彼此对立、各走一边。
据了解，此次“空港双年展”始自项目所在地广州市人和镇凤和村及其周边配套的城市更新/改造计划。如今，在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三旧’改造阶段”之后，广州的城市更新工作进入了“系统和谐更新”阶段，即“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利益共享为原则，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注重长期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产业和项目的有机融合，完善各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1]。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空港双年展”也许可被视作主办方响应这一政策来进行区块开发的一次尝试。
以此观之，艺术显然是重要的，它负责提供“创新性的方案”以及某种关于合理性的论述；但艺术又是不重要的，因为它无法真的决定什么，也没有人能对其尝试介入及营造的微观空间付出足够的耐心与时间。在各种参与者相互拉扯又彼此共谋的过程中，“空港双年展”显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样貌，既召唤着我们的回应，又似乎是一次早已完成的自我论证。
空港想象——合理性的竞争
机场是功能性的临时中转地，它的设计与运营遵循某种不言自明的规则；但空港[2]却容有更多想象的空间与更多选择，因此可以更为灵活地塑造自身身份。这些潜在的不同身份及其所带来的后果需要对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并在经济价值、意识形态和伦理层面彼此竞争，决出最后的赢家——成为建设的最终方案。
在国内，对空港的规划经历了一个从“流量”到“常驻”、从机场功能外溢到产城融合的发展过程。从1992年成都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开始，截至2017年底，已有超过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过空港经济区发展的相关指导意见，而已经明确规划并进行建设的空港经济区就有67个[3]。起初，空港的规划思路主要以机场带来的流量（人、物、服务）为核心，产居分离，重点关注的是配套服务业和物流运输业；近几年，空港规划逐渐关注到了居住、办公、文化等“常驻”需求，在产居融合的框架中，思考如何通过产业联动与升级来建设“空港城市”。除此之外，由于空港常常地处市郊，其开发建设又会与乡村振兴及城市更新工作有所交叉。因此，空港问题早已不是一个“追求最优解”的游戏：各种不同的方案不得不被糅合到一起，才能回应复杂的现实情况，并争取最大的合理性支撑。
但与此同时，对“复合”的偏好也可能带来“标签化”的自我定位：空港经济、乡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休闲旅游、特色民宿、生态文化公园、联合办公、教育基地、娱乐餐饮、电竞社区……在“广州翼”，当所有这些概念都被集成在一处的时候，它们为开发者提供了一套“滴水不漏”的合理性论点，而下一个问题则是，这些论点要如何论证？又该如何落实？
广州翼——现实的挑战
广州常见的旧村更新改造模式是：由村集体与开发商合作成立项目公司，将村集体建设用地划归国有，再通过划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村集体及村民按照合作协议取得回迁安置物业、临迁费和相关经济补偿等，但不参与项目公司经营利润分配，不承担任何开发经营风险和收益；而开发商负责所有改造成本及资金投入，并自行承担开发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
“广州翼”没有沿用上述惯例，而是采用了租用土地和物业开发的方式：在村民完整保留土地和房屋所有权的基础上，自愿签约的物业除留出村民自住部分，其余部分合作期限三十年，按合同给付分红。合作期满，所有物业将免费还给村民[4]。这样的产权结构与合作方式决定了整个项目在经济上相对低成本且低收益的性质以及通过协商与共识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的必要性。而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上述合理性论证，则成了开发者必须回应的挑战，也引发了诸如如何获得更多村民认可，取得更多合作物业；如何实现物业升值；以及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上述目标等问题。
有鉴于此，“广州翼”提出的“微改造”方案确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想法：保留旧村原有的建筑老宅，既节省了建筑成本，又提升了区域的文化价值；打造文旅品牌既能争取政策支持，又能吸引更多村民加入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既能改善营商条件，又可以增加资产价值……当然，现实的情况远没有理论那么简单与理想。由于建筑老旧且常年无人居住，许多老宅已成危楼，修缮成本其实并不低廉；示范小镇的建设虽然给村民吃了“定心丸”，但也会让一些村民产生自立门户、另起炉灶的想法；资产价值的提升带来了更高收益，但也可能产生“排挤效应”以及收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如主办方所说，这确实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面对这样的挑战，双年展和艺术可以提供的又是什么？
双年展——艺术作为例外
作为多方角力的结果，在此次空港双年展中，艺术的位置似乎颇为模糊。在很大程度上，是村庄的空间选择了作品，而小镇的开发进度则决定了可被使用的空间。当然，作品改造了空间，但也需要经过空间主人的同意。在这里，艺术表达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处在变动的势能之中。比如，艺术家陆平原的作品希望能在数栋“握手楼”之间插入几个俄罗斯方块，这一方案的实施必须获得相关大楼所有（包括已签和未签合作协议的）业主的同意。而又因为这样的沟通并没有某种由上自下的权威参与，加上岭南人民强烈的物权意识，所有的共识都必须经过努力争取才能获得。在最后一栋建筑实在无法获得同意的情况下，艺术家则必须做出妥协。又比如毕蓉蓉的墙绘作品，无论作品本身有着何种艺术诉求与表达方式，实施过程中艺术家必须与村民围绕建筑外立面这一视觉资源展开斡旋。对艺术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试验场，但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之下，艺术仍有另外一个身份。
从纽约的SOHO到北京的798，跟随着城市的变迁，艺术总在城市的核心与边缘之间游走，也是不断被驱逐又不断被招揽的对象。在这种纠缠的复杂关系中，艺术与资本逐渐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使偶尔成了砸碎陶器的狒狒，艺术仍然是受欢迎的。因为在艺术的世界里，冲突是合理的，融合也是合理的；进步是合理的，保守也是合理的；成功是合理的，失败也是合理的。艺术像是一个永恒的例外状态，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合理性的故事。我们让艺术打先锋，也可以让它做后卫；我们用艺术去批判，也用它去赞美。更多的时候，艺术成了一种借口，浪漫而特别，让我们得以发起协商、提供解释、收获原谅、争取支持。
而当作为中转的空港成为了新的目的地，我们不禁要暗自思忖，am I coming to leave?
【注释】
[1]: 参见广州市城市更新协会网站：www.gzcsgxxh.org.cn/
[2]: 严格来说，“（航）空港”指的是由民用航空机场和有关服务设施构成的整体，是保证飞机安全起降的基地和空运旅客、货物的集散地。而此次“空港双年展”的举办地毗邻地铁高增站，与广州白云机场相隔一站，属于机场的辐射区域，其所谓“空港”更像是“临空经济区”这个概念。为方便讨论，本文将以“空港”这个词来指代“临空经济区”，与“机场”相对应。
[3]: 由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4]: 参见《广州日报》相关报道 www.gzlpc.gov.cn/
文／ 丁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