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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则消息迅速刷屏：佩斯北京宣布关闭其位于798艺术区的展览空间。7月8日《Artnews》的一则采访里，佩斯画廊的创始人Arne Glimcher谈到：“（我们）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再做生意了，而且一段时间以来就已经是这样”。Glimcher将生意陷入僵局的原因部分归于中美贸易争端引发的艺术品关税提高，部分归于经济大势的逐渐低迷。这一切令人不禁回想起11年前的夏天，就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一周，佩斯北京以“相遇”为名的开幕展览上，一种对于未来的集体兴奋和期待在充溢，如同派对上冒泡的香槟，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谈笑风生的村上隆和托尼·布莱尔。一些人曾经真心以为他们庆祝的一场不会落幕的婚礼：早在彼此渴望的东西方市场终于在此相遇并结合为一体，巨大的生意空间将给所有人带来机会——当然，钱可以促成一段婚姻，也可以拆散它。
所幸钱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佩斯对于北京也不仅是一个艺术市场的景气指标，它还寄托着本地艺术圈对于未来的某种期冀：从此，在这里发生的当代艺术可以更多被看见，更好地被接受。佩斯亚洲区总裁冷林曾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提到，佩斯北京“致力于建造一种介于博物馆和画廊之间的新空间”。这里面确乎带有某些理想色彩，以及对本地艺术生态有所贡献的自我期许——相比于高古轩、卓纳、里森这些后来在香港或上海开办空间的西方画廊，佩斯对于中国本土艺术家的全力关注和支持显得极不寻常，而北京空间的关闭，似乎在释放某种令人沮丧的信号：在这个城市，艺术行业的活力和人们对它的信心较之十年以前都有所减弱。
在佩斯北京的“空间调整”备受瞩目的同时，还有另外两处同艺术相关、面积更大、影响人数更多的空间在被强制性地掏空，只不过后者被限制了本地公共媒体的报道和转发。7月10日，警察进入位于顺义区的罗马湖艺术区，这个占地约2万平方米的艺术家群落被指认为“违法建设”并勒令进行拆除。拆除通知称，这个2014年开始艺术区被“承租方改变土地使用用途”，未经审批私自建筑房屋租给艺术家用做工作室和仓库。不过，租住在这里的50多位艺术家在过去的五年内一直被告知这个园区的建设是合法有效的，他们的工作室租赁合同上列明的租期期限直至2032年。
如果说罗马湖艺术区的土地在使用权能上确实存在疑问，另一处环铁艺术区的拆除理由则相当无稽，出租方仅仅是下达了一份文书，称这个区域多次发生治安案件，存在“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故收回场地，解除租赁合同，并限令所有租户，也就是在此租用工作室的上百名艺术家们在7天内搬离。这份《腾退告知书》被艺术家岳路平录入以太坊区块，希望通过技术来永久保存强权抹除艺术群落的证据。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人为灾难的一再上演，中国当代艺术的30年历史，至少对于北京的艺术家群落来说，是不断被驱赶、打击，而又一再聚集、复苏的30年。有太多的艺术区因为政令而消失了：索家村、费家村、黑桥、李桥、东营、东坝、正阳、008、孙河、将府……与之相比，佩斯北京的2500平方米，实在像是沧海中的一粟。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围绕空间矛盾来重新叙述北京的当代艺术生态变迁——只不过空间矛盾的一方握有几乎是无制约的行政权，另一方则不具备任何协商能力。如果说画廊区和艺术区大多位于首都的边缘地带，这双方力量极不对等的空间之争现在也开始在城市核心区域激烈上演。就在佩斯北京进驻798前，2008年4月，由艺术家翁维、何颖宜（Rania.Ho）、王卫、评论人姚嘉善共同建立的替代性空间“箭厂空间”在北京二环内国子监的一条小胡同里静静地开张了。这个10余平米的小空间通过橱窗展示艺术家在地实施的作品，以求在周边环境和艺术系统内部进行某种互动。箭厂的实践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的小、低成本运营和远离艺术区，正好可以从市场/资本运作和体制话语的压力中保护自身，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自组织、DIY，可操作的范例。箭厂空间的十年历史也是北京替代空间蓬勃发展的历史。不过现在，箭厂空间和许多城市中心区的小型艺术空间一道，被赶入一条看似不可逾越的死胡同。从2017年开始，以“清理北京的非首都职能和因素”为由的城市规划方案通过行政权力强制推行，根据其中一项“综合治理开墙打洞”的官方政令，北京主城区利用临街住宅开设的店铺的门必须用砖砌墙封堵。于是，箭厂空间和千万家临街店铺一样，被迫改变成只有一扇小窗的奇怪面貌：在综合整治之风最盛的时候，为了不被罚款或勒令关张，有些小店只得通过竹竿和吊篮向顾客售货。而箭厂空间则被迫将用于“观看”的橱窗封成一个仅供“窥视”的开口。
其他的小空间甚至没有这么幸运，今年年初，二环内平房公房开始整片腾退租客，曾活跃在这片区域的替代性空间激发研究所等因此被房东婉拒续约，被迫寻找新址。然而这一切比起在这场清理运动中失去家园、工作和教育机会的千万外来的底层人口来说，似乎又不算什么。北京市政府通过限期搬家、断水断电断供暖、强行驱赶、行政拘留等手段大规模迁出外来务工者、小商贩等底层劳动者。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北京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减少2.2万，自1997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17年全北京通过“拆除违法建设”而腾退的土地达到5985公顷——这里面也包括分布在朝阳周边、通州和顺义等地区的艺术家工作室。这让我们几乎无法去思考这座城市和艺术的关系，这种思考在现实的起起伏伏面前显的太过轻浮和可笑。相比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国家或行政力量这只更长、更无处不在的手直接撕扯开城市的空间和居民生活。它也将北京的当代艺术推向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
文／ 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