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为中国知识界所知，往往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现代的研究，尤其是其鲁迅研究和赵树理研究。竹内好对于鲁迅的一系列论述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以至于在学界被冠以“竹内鲁迅”之名。过去十多年内，国内论者有关“竹内鲁迅”的研究，也早就蔚为大观。不过，竹内好决不是一位书斋知识分子。1960年前后，他深深参与到当时抗议日本政府签署与美国的“安保协议”的民众运动之中，不仅连日参加集会游行，而且就时局问题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写了数十篇文章，后集结为《不服从的遗产》（1961）。众所周知，当时的岸信介政府不顾民意反对，在1960年5月19日在自民党占多数的日本众议院强行就“安保条约”进行表决，并于次日通过。对于包括竹内好而言的民众而言，日本政府此举无疑是对战后宪法及其体现的民主主义政治的践踏；用竹内好极富争议的说法，政府和民众的对抗在这里呈现为“民主还是独裁”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安保运动”进入高潮期之前的1959年4月，竹内好写了一篇短小的文章，题为《敌人》。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了日语和汉语所共有的“敌”一词的含义，将它从绝对的确定性那里移开，强调其关系性的含义：
我认为“敌”这个词本来的语义中没有价值含义。“敌”有“仇敌”的意思，同时也有“匹敌”的意思。在相对的力量关系中，一方称另一方是敌，双方是在这种关系里才互为敌人。在中国，“敌”的反义词大概是“我”。（中略）日语里“敌”的反义词则是“友”。友是自己人的意思，那么此处或许已经包含着“敌”从关系概念移向实体概念的萌芽。不过，中世的武勋故事中，“敌”仍然被当作是平等的对立面。明治时代的军歌中，“敌”的用法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堕落。（《竹内好全集》第九卷，筑摩书房1981年，第208页）
在这个意义上，从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出发而将敌人确定为实质性的对立面，这一认识被竹内好视作“敌人”观念的堕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根据这样一种固定化的、不可移易的观念，与敌人的对峙也只能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并在根本的意义上、也就是生存的意义上限制自己。与之相对，“非堕落”的“敌人”观念，意味着始终在具体的斗争语境和具体的对峙关系中辨别和确立敌友——这并不意味着鼓励机会主义甚至表里不一，而意味着在复杂的情势中（而情势始终是复杂的），随时根据斗争的目的、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调整对抗的策略和手段，并在此过程中将敌人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将敌人的武器变成自己的武器。
如果将所有不合自己意的人都叫做敌人，“敌”渐渐就变大了，“友”越来越小。正确的想法应该是，“敌”可能成为“我”，敌方战力也可能成为友方战力。为此，敌和友不能是异质性的。把越多的人叫做敌人，反而越看不到敌人的所在；这一悖论绝不仅仅存在于劳动运动当中。（同上，第209页）
将“敌人”的观念相对化和关系化，决不意味着放弃“敌人”本身，更不意味着取消敌我对峙的严肃性。毋宁说，正是因为对峙关系的严肃性，确保了相互之间并非“异质”的敌对双方能够形成敌对关系。能够在价值上相互承认并在政治上占据平等位置的两个敌对者，其前提是不把敌人绝对化为必须在生存意义上加以消灭的他者。不固守于自身的身份同一性，以开放和灵活的战略将敌人的性质、位置和力量纳入自身的视野之中，这是竹内好对于“敌人”观念的理解，同时也是他从现实斗争中得出的关于政治本体论的思考。
就在竹内好马不停蹄地参加市民集会和游行后不久的1963年，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写了一部题为《游击队理论》的小书，对包括列宁和毛泽东在内的革命领袖及其指导的游击队战争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著作中，施米特反思了自己1920年代的名著《政治的概念》的不足：根据他的说法，后者未能很好地分疏“敌人”概念。在《游击队理论》中，施米特划分了三种“敌人”：现实的敌人、绝对的敌人和惯习的敌人。对于这一区分如何以及为何能被视为对于《政治的概念》的批评乃至修正，学界聚讼纷纭；不过，如果将竹内好关于“敌人”观念的考察纳入进来，那么可以认为，施米特所提到的三类“敌人”的区分标准，乃是“严肃性”和“价值体系”。就“惯习的敌人”而言，它指的是16至19世纪欧洲国家在共有的“欧洲公法”大背景下基于相互承认的战争与和平的秩序与规则所形成的敌对关系；与针对欧洲外部的殖民战争不同，施米特认为，“欧洲公法”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会形成你死我杀的残忍局面，而止于——用《政治的概念》中的话来说——将敌人赶回到自己的疆界之内。边界的概念、作战人员/非作战人员的界线、武器的标准，这些都框定了战争的有限范围。换句话说，敌对双方拥有同样的价值体系，彼此不会将对方妖魔化和非人化。不过，“惯习的敌人”就像中世纪的骑士决斗中遵守规则的双方那样，根本而言缺乏“严肃性”。
与之相对，在以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差异被绝对化，以至于对无产者而言资本家不仅对自己的生存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且贪婪、邪恶、丑陋、非人道。两者之间的斗争关乎生死存亡，虽然具备了政治的严肃性，却导向绝对的敌对和绝对的杀戮。
在施米特那里，与上述两种“敌人”概念相比，在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感受到威胁、同时又不把对方绝对化的“现实的敌人”，才是其“政治的概念”致力于阐明的。用竹内好的话来说，这种可以转化为我方力量的“敌人”，其性质和位置时刻需要在关系中予以确认和辨析，从而通过敌人来壮大自我。如果说施米特强调的是对于敌人的确认和敌对关系的严肃性本身，那么竹内好更重视的则是基于这样一种严肃的敌对关系，如何能够通过转化与我方共有价值体系的敌人的力量——即在道德、审美、经济等领域分享着对于好坏和利弊的基本判断——而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而不是单纯地让对峙的紧张来消耗自己。
另一方面，在竹内好笔下，无论“敌人”呈现为日本政府、美国、欧洲还是其他，占据“我方”位置的必然是“弱势”。对于后者来说，自身的力量必然也只能来自对方；具体而言，“弱者”的智慧在于将“强者”抛弃和蔑视的东西——如遭到日本政府和美国践踏的战后民主宪法，又如被用来为征服和杀戮背书的文明论话语和各种“普世价值”——充实和具体化为自身的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划分敌友”不是政治的最后一步，而是政治的第一步。
回到竹内好写作此文的时刻，可以说，即将到来的“安保运动”对于竹内好而言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众与政府相对峙的政治成果不是国家的解体，更不是趁乱让在野的势力夺权，而是民众在此过程中锤炼起来的对于民主主义和战后宪法的切身感受，也就是竹内好一再强调的“民族化”和“内在化”。
王钦，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现为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特任讲师。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