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历史的每一次重访，都是一次诗学的迂回。
那地方的确恍如梦境，普鲁斯特在对逝去时间的追溯中，曾提到一处乡间别墅里渡过的夏天，就像所有失而复得的情形一样，一个偶然的巧合得以让其记忆重现，“慕然间，尘封我记忆的那些隔板分崩离析”。普鲁斯特谈论的是一段自身记忆的唤醒，而如非亲历者，更大体量和规模的“往事”又如何激起回声？
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近期回顾四十年前星星美展的展览“星星1979”开幕后，一张并不起眼的展览现场照片意外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前来观摩的人群簇拥在美术馆的下沉展厅中，展墙铺满壁纸，壁纸里斑驳的树影、壁纸上悬挂的绘画（及其复制品）和右侧青绿色的围栏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次对过往场景的再现。由于没有一个完整且覆盖全局的影像资料，策展团队必须对照存留下来的多张照片，以一种近乎“刑侦”的方式来拼凑线索，还原现场。不难想象，如此搭建的场景虽然精心，却必定存在偏差。尽管如此，看到这张照片，我的脑海里仍然穿越和生成了1979年李晓斌拍摄的第一次星星美展照片中的那个情境，从而让时间几乎都快要不可信了。
我奇怪于为何如我这样一个既非79年的亲历者，也非与星星美展的叙事有过多联系的局外人，会因这样两张时空迥异的照片而感慨。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寻着那张照片走入展厅内部，看着空旷无人的展厅时，时间的错乱感反而消失了。如此说来，正是那张开幕现场照片中观众的“加入”，得以与“布景”重新交集，他们以不自知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重演，或者说重导，从而意外地卷入了重访历史叙事的重要一环。人物与布景——两者的“重置”加剧了记忆和潜在历史叙述模棱两可的程度，也似乎解释了一个局外人的感慨：一种“似是而非”的现场唤起了“物是人非”唏嘘。但我深知，唏嘘的绝不仅仅如此。
回到两张照片的比对，相仿之间又宿命般地暗示着不同——1979年的照片里有几乎二元对立的结构：远处的中国美术馆和近处露天美展，两者的对位出色地完成了关于星星“使命”的后续书写与佐证；而2019年的照片中，对立的结构显然变得模糊（仅存斑驳的树影），就像如今说不清的立场一样，暗示更加说不清的大环境。
“星星美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中被定位为近乎开端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关于它的叙述也不断被重访，其中被反复提及的信息包括：1979年初秋的九月只展示了两天便被勒令撤展；而仅在两个月后，它又重获美协的支持并于北海的画舫斋进行了第二次展出；到第二年夏天，甚至在中国美术馆（即官方展示系统内）举办了第二届。
以上是有关于星星美展的三次记述，很难讲，后面两次记述究竟意味着星星美展的阶段性胜利还是长久伤疤。因为“星星”在许多书写中是关于对抗的叙事，它是两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碰撞，是对审美禁锢的抵抗，也是对艺术本体话语的夺回。尤其联想到邓小平1979年10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民间与官方两套话语的对峙在后来的书写中得到了更有“底气”的加持。
于是，有关于“星星”的叙述里，我们会发现重要的、反复被提及的就是那个仅存在于两天的展示（而非两次正式展示）。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正式、体面的展览不重要，反倒是那个“展览的幽灵”成为了关于星星美展的叙述里魂魄一样的存在，以至于后来的回顾展——“原点：星星画会”（2007年于今日美术馆）和“星星1979”（2019年于北京OCAT研究中心）——所重置与提纯的都是那个如幽灵般存在的“两日”。而这两日在后续的拓写中，实际上也已经超出了时间性的范畴，裹挟着更大时代背景的包袱。
星星画会宣告解散的1983年，正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第一次全国严打”，整个社会内与外、精神与现实都处在双重战栗之中，这种战栗似乎延续至今。星星的解散就像星星的缔结一样，它的意义也似乎更多地来自于一个特殊历史节点的推搡——摇摇晃晃之间，展览重要的已然是在于它被事件化了。而当“历史”向当代人转译的时候，实际上，它要求当代人必须不断地从被叙述的链条中分离和理清历史的成分。一个展览的出现，契机与初衷总是值得让人反复思考的事情。回顾展的首要目的是回顾与纪念吗？“星星”的重提是要重申星星美展当年的诉求吗？是要巩固星星美展的历史书写地位吗？我们不得而知。甚至于，恐怕在此重要的都不是“我”通过展览回顾了一段历史，因为历史已然被书写，它神采奕奕地活在传媒与书面之中，毋宁说，展览唤起了一个历史幽灵的再次现身，不论承认与否，那个幽灵未完成的誓言也是同时代的遗志。时间走过，四十年前的口号与诉求，如今看来依旧紧迫且未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仿佛从未发展过，再次引人唏嘘。
文／ 王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