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3月11日周三，我在巴黎病了，这是在法国政府发布限制令之前。一个多星期后的3月19日，当我从病床上起来时，世界已经变了。在我开始卧床时，世界是紧密的、集体的、粘稠的，也是脏乱的。当我下床时，它已经变成有距离的、个体的、干燥且卫生的了。在生病期间，我无法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评估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发烧和不适感耗尽了我的能量。没有人在头要爆炸的情况下还能哲学地思考。我时不时会看新闻，但这只会加重我的不满。现实变成了一个噩梦，报纸的头版比我发烧错乱所引发的所有噩梦更令人不安。整整两天，作为一种抗焦虑方法，我决定不看任何网页。多亏了这一决定和牛至精油，我终于康复。生病时我没有感到呼吸困难，但很难相信我还能继续呼吸。我不怕死，但我害怕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在发烧和焦虑之间，我心里暗想，有序社会行为的参数已经永远改变了，且不能再修正。对这一想法的确信让我胸口一阵剧痛，即便我的呼吸正同时变得轻松。所有事物都会保持现在所具有的新形态。从今往后，我们将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数字消费形式，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物质有机体将被剥夺一切接触和活力。这一突变将表现为有机生命的结晶化、工作的数字化和欲望的去物质化。
现在，已婚者不得不24小时与他们伴侣生活在一起，不论他们是爱对方还是恨对方，或两者兼有，这也碰巧是最普遍的情况：伴侣们受一种量子物理学定律管控，根据该定律，相反项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辩证事实的同时存在。在这一新的现实中，我们当中那些失去了爱或是还没有及时找到爱的人——也就是在COVID-19突变前——注定只能孤独度过余生。我们会活下去，但没有了接触，没有了皮肤。那些还没敢表白的人再也无法触碰到自己所爱的人，就算他们可以表达爱，现在也只能永远活在对不会发生的身体接触的不可能的期待中。那些选择去旅行的人们将永远待在边界的另一侧，那些决定去自己在海边或乡村的别墅中度过禁闭期的有钱人将永远无法返回城里。他们在城里的房子将被征用，用来收容无家可归者，与富人们不同，这些人才是真正百分之百的城市住民。病毒出现后，事物具备了新的、无法预测的形式，这种情势下，任何改变都变得非常困难。看似暂时的封锁将一直持续下去。也许情况会再次发生变化，但对我们这些40岁以上的人来说就不可能了。这就是新的现实。突变之后的生活。因此，我好奇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去过。
我因为这个像新大陆一样浩大而陌生的病毒卧床了一周，下床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这个问题：生命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何种方式才值得活？在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写了一封情书。在我读到的所有阴谋论中，最吸引我的是说这个病毒在实验室中被制造出来，这样全世界的失败者们就可以去找回自己的前任，而不需要真正和他们重新在一起。
给我前任的信中充满了因为一周的生病、恐惧和不安而积聚的抒情和焦虑，这封信不仅是诗意而绝望的爱的宣告，对写信者来说，这首先是一份羞耻的文件。但如果情况无法再改变，如果天各一方的人无法再次触碰对方，那以这种方式荒唐一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无法再见到她，哪怕明知她很有可能已经把你忘了或者已经有新人在旁，现在告诉你爱的人你爱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如雕塑般静止的事物的新状态赋予了“管他呢”新的层次，甚至其本身的荒诞也如是。
我手写了那封优秀而极其可悲的信，装进一个亮白的信封里，在上面以最工整的字迹写下了前任的名字和地址。我穿好衣服，带上口罩，套上放在门口的手套，穿上鞋，下楼走向房子的入口。在那里，我按照规定没有走上街，而是走向了垃圾区。我打开了黄色的垃圾桶，把给前任的信放了进去（纸张是可回收的）。我慢慢走回公寓，把鞋子放在门口。我走进家里，脱掉裤子，放进一个塑料袋。我摘下口罩，放在阳台上通风，我脱下手套，扔进垃圾桶里，然后不间断地洗了两分钟手。一切的一切，绝对的一切，都被定格在突变之后所具有的形态中。我回到电脑前，打开了我的电子邮箱，里面有一条来自她的信息，标题是，“我在病毒危机中想着你。”
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是一位哲学家、策展人和跨性别社会行动者。他为《解放报》和其他媒体所写的专栏合集《天王星上的公寓：跨越行状录》（An Apartment on Uranus: Chronicles of the Crossing）于2019年由Semiotext(e)出版。
文／ 保罗·B·普雷西亚（Paul B. Preciado）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