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空间左侧，是一系列高低错落的影像作品，暗藏在墙角的红色霓虹灯将现场气氛烘托得诡谲暧昧，与展厅外赛博朋克风格的海报彼此呼应。右侧是一座巨大的观看台，为展场更增添了一层废墟感。我们可以将上述视觉效果视为此次题为“华文码头：从唐人街到红色国际主义”展映项目的基底：疫情发生后末日般的城市、政府集中管控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数码资本主义的高度治理与扩张，高端科技下的低质生活……听起来很像“1984”的后网络版，但实际上策展人的视野要流动得多，其关注点涉及身份、立场、疆域等多个议题，同时又不断将重心拉回到对于抽象意义上“中国”概念的解构和重建。除了分成三个单元（东方信使、边境徘徊、理念中华）的集中放映和创作者对谈以外，整个项目还包括一个常设展区，以及与实验影像中心（CEF）合作的线上放映，试图利用档案、科幻等截然不同的时间线索铺陈出通往现实认知的道路。
正如策展人声称的“红色国际主义”强调的恰是反国际主义的立场（区别于它原本倡导和支持为共同利益展开的合作与互动），此次项目同时也可视为对其背后潜在的国家心理的窥探。如果说陆明龙的《中华未来主义》（2016）里的“中国”形象侧重于西方和离散华人群体下的他者视角，并将之付诸于个体化表达与形象塑造，李汉威的《液态健康》（2017-2019）系列影像则以更加直接的手法将所谓“中国审美和意识形态”提炼成景观化的符号，模仿商业广告的叙述逻辑进行推销与传达。同样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曹斐利用网络游戏《第二人生》创作的作品《人民城寨：第二人生城市计划》（2007）和《人民城寨的生活》（2009）不仅再现了当时中国奇观式的山寨拼贴，借由来自“第二人生”的新生儿的视角，其基于虚拟身份和虚拟社区展开的探索之旅还提出了一种抛除国族和边界的未来公民的构想，在互联网技术和全球化浪潮的共享基础正逐步显露出模糊与断裂的今日尤其引人深思。
共享基础断裂导致边界卷土重来，游移在边界与边界之间的人群成为方迪和佩恩恩作品的主角。两位艺术家都曾经对广州的黑人社群做过长期的调研和观察，例如方迪的《希望之城的终点》（2017）就记录了非洲移民在广州的城市经验。疫情期间在广州发生的黑人相关的社会事件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更加切身的语境。尤其在疫情让结构化的经济和种族不平等愈发凸显的今天，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连接变得前所未有地直接，曾经抽象的概念也开始变得具体可感。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问：在话语空间和文化环境面临急剧压缩和限制的当下，我们该如何谈论政治，谈论何种政治？这也是展映项目触及的另一个维度。
厘清模糊地带需要借助考证、梳理和挖掘，李继忠在《通往深海的狭道》（2019-20）里回溯了日据时期臭名昭著的南石头事件中“细菌研究所”的恶行和战争难民的遭遇，影片末尾的烟火，是政治危机中伺机的浪漫，也是对于记忆遗忘之抵抗。许家维的《废墟情报局》（2015）和《回莫村》（2012）则结合了神话与现实、纪实与虚构，通过泰北地区回莫村老情报员的口述，令冷战遗留的历史线索和不被认可的“悬置”身份得以显形。而杨圆圆的系列影像，则以美国籍华裔女性先锋电影人伍锦霞为线索，勾勒出20世纪华埠夜总会中女性舞者的形象，以及她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身份肖像。在对历史的指认中，个体行径和转述重要且珍贵；而“物”的发现与发掘同样可以提供跨越时空的见证。不论是李继忠对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具女皇铜像之复还与缮修问题的跟踪记录，还是致颖对非洲雕塑品的考证，这些物品的流通和演变，也揭示出全球历史交织的复杂网络和离散视角下流动的主体性。
“红色的孩子离开了华文世界，在世界的漩涡中飘荡寻找繁花”，展映最后，一曲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的颇具九十年代气息的歌曲缓缓流出，与展厅中文献墙上描绘的国族崛起、身份认同和文化自处的社会图景形成互文。身处其中，总会有一种临场感，一方面回应了深圳的本土语境，另一方面，正如“华文码头”并不指向某个确切的地点，其背后的”语焉不详“，也构造出一片在码头与码头城市之间的无名地带。它指向了当下的不可描述，以及人们对于同一时间理解所产生的偏差。那么，共识和共情该如何建立？传唱也许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文／ 卢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