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感到有必要对美国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作出反应。然而，关于他们与直接政治行动之间的联系，不同的艺术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很多艺术家认为作品中蕴含的政治意义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深层次的政治行动。另一些虽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们仍感到需要有更加即时、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还有一些艺术家觉得他们的作品没有政治涵义，他们的政治生活与作品无关。对于艺术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治行动，你的立场是什么？
已知：艺术是农业的一个分支。
结论：
1. 我们必须耕作来维持生命。
2. 我们必须战斗来保护生命。
3. 耕作是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一个方面。
4. 战斗是社会政治经济斗争的一个方面。
5. 我们必须是战斗的农民和耕作的斗士。
6. 把土豆种成机关枪的形状是没有益处的。
7. 制作可食用的机关枪是没有益处的。
8. 生活是政治与艺术之间的纽带。
9.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进行具体行动。
10. 沉默即同意。
——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
我认为现在正是艺术家可以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行动应该发生在艺术界和整个世界范围。政治行动不会抑制艺术创作，这两种活动是相异的，但不是不相容的。实际上，所有的艺术终归都是政治性的。作为美学经验的载体，艺术是选择和行动的强大反应器。原始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用颜色和形式、故事和舞蹈来表达魔法仪式。古希腊罗马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用它来驯服和教化野蛮人。中世纪教会知道这一点，他们为贫穷的信徒建造辉煌的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聘请艺术家为伟大的人文主义创作绘画和雕刻纪念碑。路易十四知道这一点，他在他的总体艺术宫廷中笼络公爵和伯爵。19世纪的资产阶级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购买艺术品来展现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艺术的政治力量在过去更容易看出，如今，艺术的政治效应却显得有些模糊。这也许是因为，在任何当代都有无数的资源材料，但结论却少之又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此提供了最直接的分析，他描述了模仿过去、模仿现在和模仿未来的艺术家（并将他们按升序排级）。对过去的追寻，也就是过去时态，维持着保守的心。它渴望那个理想化的童年，那时，权力是强大的，规则是清楚的，财产是明确的。这些欲望会被保守的艺术所强化。尼克松搬进白宫时为什么把所有的抽象艺术都移走就是一例，因为抽象艺术很少会激起对过去的情感。
反映当下的艺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出自另一种原因，走向另一种结果。它的主要动力是现状。它是非理想化的，当下的好与坏都会展现。波普艺术是最明显的例子，机器艺术、科技灯光作品和大多数造型艺术绘画和雕塑也很典型。当代场景的其他纪念者包括大地艺术（反映我们环境的方式），新现实主义（记录当下的人与地），抗议艺术（再现虐待狂似的残暴行为），以及那一对现在被称为概念艺术和色域绘画的性唯我论组合（我们的老朋友心物二元论的分离力再次回潮）。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艺术运动与现代媒体的结合是多么紧密，它们严重依赖推销来销售产品（资产阶级是它们的最佳客户群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现在的这些艺术方式和作品都是娱乐商品。它们没有提出激进的变化，并且处理的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不是真正的问题。它们最终的政治效果其实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默许。
当下的美国存在一种激进艺术，这种艺术是创新的，并以未来为目标，但对其效果的阐释必须要等到未来。因为激进艺术的效应无从得知，所以只能对过去25年来激进艺术家们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尝试是对主题的重新排序，使得作品本身主导其特定的部分。形象/背景和具有等级关系的画面设置让位于那些描绘自身形状和颜色的绘画，同样的，还有那些表现自身形状和材料的雕塑。在之前的作品中，形象/背景和具有等级关系的画面安排是从结构的外部任意强加的。在新的作品中，形式从内部产生，材料的功能是自己来设定自己的形态。最近的一些作品开发和探索了这些新的构图与其周边的依存关系，创作过程与材料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彩色与黑白的重新整合。这些新的方法具有政治意义，涉及到主体的主权以及自决的性质和影响。其他的新作品则热衷于水平性和边界，对这些边界的探索创造了一个新的检测领土界线和平等性的流动的人类尺度。还有一些新作品成组或成系列出现，探索了多样性和分散性的问题。艺术作品不再作为一类珍贵的客体出现。这一类特殊的主体是否也会被归入历史？
——乔·贝尔（Jo Baer）
你问艺术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我只能回答，任何艺术家都应该采取他想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动。政治性的东西不应该影响艺术创作，因为政治活动和艺术创作从来没有以对艺术有利的方式混在一起过，我猜，大多数艺术家不参与政治的话会比较好过。但这是个人的选择。作为一个主题，它确实不值得你现在赋予它的注意力。
——沃尔特·达比·巴纳德（Walter Darby Bannard）
答案。不要购买美国产品学习很多语言把钱存成外汇保证护照有效。
——比利·阿尔·本斯顿（Billy Al Bengston）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容器，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喷发。你从哪里得到滋养？就是你可以做事情的地方。章鱼的身体是满的。它的触角只需要对准等待的口穴。
我已经参与并将继续参与：促进和平的展览，每周的艺术工作者联盟（Art Workers Coalition）会议，我自己的工作室，以及任何我碰巧所在的地方。我曾被邀请捐赠画作。我曾被要求对我一半的销售收入课税，在经济衰退时期，这没什么意义，但当钱开始流动时，我设定艺术的改变者们要承担起税务负担——即死去的艺术家要通过拍卖利润的税收所建立的信托基金来支持活着的艺术家。死去的艺术家在精神上支持着活着的艺术家，所以他们在经济上支持我们并不是什么奇怪的要求。实际上，如果我们的血液是由死去的同胞而非市场体系来滋养，我们的声音会变得更有力。我们可以把体系用作管道，把燃料引向需要的地方。艺术家是敏感的人，他们在排队等面包的时候还会被投石者伤害。艺术家是世界的圣人，吃着持续不断的最后的晚餐。食物越好，艺术也会越丰富。
这一切都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在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创作进行的同时，也一直有战争，有调查，有大屠杀。艺术家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抗争，他们厌恶在无法滋养他们的政府的强迫下与陌生人作战。
——罗斯玛丽·卡斯托罗（Rosemarie Castoro）
要对你所提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陈述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我只能概括地强调，我首先是一个艺术家。这一点我必须强调，因为我现在是在为一本从未承认过这一事实的杂志写稿。如果你能考虑这一点，那么也许你会更好地理解。
至于行动，我想说两条格言。“只要革命者知道他无法在冲突中获胜，他就会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能导致他和敌人之间产生冲突的事情。革命者不会做任何只会使敌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的事情。”你认为敌人是谁，菲尔？
1895年5月18日，何塞·马蒂（José Marti）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怪物身体中住过，我了解它的内部，而我的是大卫的投石索。” 对他来说，这很有效。
很抱歉，我现在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
——拉斐尔·费雷尔（Rafael Ferrer）
我一直认为我的工作有政治意义，有着允许、限制或禁止某种政治行为和某些制度的态度。此外，我也认为情况很糟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自己的工作。但我的反对和孤立的态度（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对于孤立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是对1950年代发生的事件的回应：持续的战争状态，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对联合国的破坏，僵化无用的政党，普遍的剥削，以及军队和麦卡锡。
我的孤立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无法在工作的同时还以任何方式来应对这一切。另一部分原因是，比较近期的艺术发生在大部分社会之外。不像现在，之前很少会有人会反对任何事情，至少我认识的同龄人都不会。孤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无法用笼统的方式来思考这个国家。我读到的大多数概论似乎都是教条式的，潦草的，都是典型的概论。而大多数建议似乎都是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我想不出什么伟大的解释，所以逐渐得出结论：不存在任何解释。所有的制度和它们的行为似乎都很像解释，浮夸而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我的工作与社会、制度和宏大理论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人的工作和兴趣，它的主要政治结论是，虽然消极但很基本：它，我自己，任何人都不应该为这些东西服务，我们应该以非常怀疑和实际的方式来思考它们。一个人不应被任何两人以上的组织所利用。大部分给予制度的情感和信仰都应该被忘记，制度越大越不配拥有这些，我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爱或者恨美国，我无法理解民族主义感情。试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我对实际做事的兴趣越来越大，一是因为我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更清晰、更有趣，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被其他的兴趣淹没；二是民权运动的例子，它们证明事情可以发生一点变化；三是越南战争，它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局面——我参加了第一次第五大道的游行，我讨厌集体活动（阿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是我唯一认出的艺术家）；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认识到政治、社会组织，是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性质，只能以它自己的方式被改变。艺术也许能改变一些事，但不能改变很多。我怀疑美国艺术之所以流行，原因之一是博物馆和收藏家对它们的理解不够深，没有意识到它们其实与社会上的很多东西是对立的。
无论如何，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政治，参与那些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并获得更多权利的组织，这些组织将决定所有公共事务中应该发生什么。如果你不行动，别人就会决定一切。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摆脱这一切，也无处可去。即便我自己很想置身事外，但我也无法认同那些认为他们和他们的活动不应该卷入政治的艺术家、科学家、教授、教会成员、商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社会组织的定义关系到每个人，它不属于专家，它也没有大多数活动的专业性。可能未来会有一天，每个人每周都花一天或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公共事务。这可能会引发争议，但这是必要的。大多数人似乎认为，他们的代表是被选出来为他们思考和决定事情的，而不是代表决定的。一个人代表成千上万的人只是一种人太多的情况下的实际处理方法。除了某种形式的代表的方式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美国人民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顺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对使用代议制很冷漠。
每个人都是市民，是一个社会组织、一个政治或公共体的平等组成部分，是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而群体恰恰就是由个体构成的。这听起来也许很理所当然，但从已经发生的情况来看并不是这样。市民、个体、个人有其利益和权利。他/她不是也不应该是经济、军事、或制度实体。我认为左右两派的共同的问题是把政治、公共行动与经济混为一谈。对两派来说，个人都变成了一种经济性的存在。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俄罗斯，认为一个人存在的理由是生产汽车都是非常愚蠢的。这两个地方的人都被教育成有用的人或生产者，而不是市民。
使人们能够以市民身份行动的系统是存在的，但它没有得到利用。除了一般的顺从和无知之外，这个系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次要组织，它们不是建立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任何必要和合法的组织。两党不会允许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存在。如果你还不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下任何一场大会，看下史蒂文森和艾森豪威尔或者汉弗莱和尼克松。要改变美国，最简单的方法——但仍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让市民以市民的身份行事，使用代议制政府。如果人民不学会做市民，那么一个仁慈的统治者的些许改进都无关紧要。强加给人民的东西都不重要。任何教训、改进，都不会坚持，不会作数。如果每个人都以市民身份行动起来，很多周边的经济错误就会得到纠正。大的经济形势就可以作为经济或作为生产来实事求是地研究。我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私有制，还是大型机构，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错误。主要问题是大型机构需不需要这么大，是不是管用。所有的经济机构都应该被认为是生产者和销售者，仅此而已，必然不能被认作是政治实体。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卡车司机协会、福特公司或者无论是谁，都没有什么神秘的，也不一定就是强大的。它们只是制造汽车和灯泡。对这些的恐惧或崇拜都有点原始。我对艺术工作者联盟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么兴奋，这必然是一个冷漠的机构。
关于作为市民行动的人民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任何能以最小规模的群体、在地方上能解决的事情都应该在地方上解决，而不是直接上交给更高层级的机构来决定。这种代表权的分配应该时刻被关注。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哪怕关注点不同，但都希望联邦政府来行动。社区希望郡里来做，郡里更希望州里来做。如果你无法控制地方，那也就意味着你什么都没有。你在联邦政府也必然没有发言权。这一点从政党和毫无意义的候选人身上就能看出来。
我参加了一个地方团体组织“市民争取地方民主”（Citizens for Local Democracy），这个组织正在创建一些地方性的群体。它们还出版小册子和印刷广告，在思想上与一本叫做《公共生活》（The Public Life）的杂志相吻合，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本期刊的编辑是哈维·夏皮罗（Harvey Shapiro）和沃尔特·卡普（Walter Karp）。现在是哈维·夏皮罗在写。我想第一期的书很快就要出版了。总之，我同意《公共生活》的观点，这很不寻常。他们的思想比我的更为详尽，对我的想法也有影响。当我读《公共生活》第一期时，我辨认出了其中一些观点，我以前没有见过关于这些观点的阐述。
市民的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有很大区别。显然，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小很多。他们常常会阻止人们作为市民行动。如若不然他们就能算是合法的。我认为应该有一个作为利益集团来运作的艺术家组织。比如说，这个组织没有理由不反对越南战争，只要它知道它是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来反对的，只要成员首先是以市民身份来行动的。当然，利益集团应该要具备的一点是，它的活动要有诚实正直感。我对艺术工作者联盟的几个反对意见中，有一条就是他们在利用艺术做各种事情。一项活动不应该用于其自身以外的目的，除非这个目的极其重要，而且没有别的办法。我认为，艺术工作者联盟提出的关于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永远给黑人艺术家，另一部分给没有画廊代理的艺术家的建议，是对这种活动的性质的无用的败坏，因为其中存在一个问题是，艺术有好、中、坏之分。我也不能同意他们认为所有艺术家都是平等的。市民是平等的，而不是工人，医生，或其他什么职业。我对SoHo（希望这个名字可以消失）也不以为然，它是一个过于狭隘的利益群体。不像艺术工作者联盟，一个艺术家组织应该决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很实际和政治地去追求它。如果你觉得博物馆董事会应该是三分之一的有钱人，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和三分之一的艺术家，至少我认为应该是这样，那就说出来，并和博物馆去谈。给博物馆留一些差异空间，那些无缘无故的拒绝可以驳回。为什么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去抗议，去使用一种原本用于更严肃的目的的策略？
应该要有一个艺术家组织。我们现在有一套完整的活动但不能帮助这项活动中的任何人，也不能抵御粗心和腐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个组织应该有自己的资金，组织的成员可以自己对其所有的销售征税，一部分来自艺术家的收入，一部分来自交易商。
——唐纳德·贾德（Don Judd）
我无法去书写存在于我作品中的能够直接回应这次研讨会提出的问题和类别的神经系统，我真的做不到。过去十年，我的作品一直沿着这个悬崖滑行，但是处于悬崖的外缘，我希望能到达我目前几乎不了解的另一端。作为一个生在这种平静和强烈反思里的政治人，我感到一种不可比拟的缄默。问题的最后一句对我来说似乎无法回答。作为孩子的父亲，作为母亲，作为绘画的创作者，作为充满希望的人，作为人，感到可怕的威胁就够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恳求美国人民的特殊情况，我们不是欧洲知识分子，我们现在这种情况没有真正的先例。
那种能够容纳艺术的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在对大家以为能够维持的文明界限的猛击中磨灭了。最近，艺术家们和美国的其他职业团体一样，求助于他们的特殊观众：艺术爱好者、收藏家、博物馆人士、舆论和媒体。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就像全国各地尝试通过道德说教来影响他人的尝试都失败了一样，未能制止我们当中最残忍的分子为争夺国内统治权而维持的持续战争危机状态。我建议艺术家们去做，我也同样建议科学家、医生、矿工、农民、缝纫机操作员、修女、空管员和动物园饲养员们去做，直到能够在美国生活的结构中建立起自然的工作社群和感性，以对抗那些公开或暗中支持东南亚战争以及对我们少数族群的战争的制度模式和利益。通过连续不断的罢工、号召、干扰、要求、不合作、破坏、抵抗的浪潮，通过在所有地方都不正常营业，通过集体和个人的关门再开门，让正常的事情充满意外，让普通的事情出乎意料，让典型的事情变成未知，直到一切都不像往常一样。传播、教育、告知所有愿意倾听的人，我们这个国家在20世纪携带了一种可怕的暴力种子，我们必须在这里，在家乡和地方进行抵抗。通过这样做，我们孤立了政府，而不是我们自己。人们会继续创作艺术，我也会继续创作，但完成之后作品会发生什么已经变了。现在，政府的文化“助推”和个人赞助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如果可以辨认，艺术家应该选择留下自己的作品，拒绝被一个急于向世界展示其以文化为中心的文明社会的政府所利用，他们在宣传这一点的同时，也在越南熔爆婴儿，在各州枪杀孩子。不。
我将加入到任何反抗这种被称为“政府”的层级的、地域的暴力的直接政治行动中去。艺术界的层级构成只是一个由社群和利益构成的网络，充满了跟艺术有关的男人和女人，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如果艺术界对抗战争和种族主义，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它不这么做，我就去别的地方。
——欧文·佩特林（Irving Petlin）
将作品蒙上黑布以示抗议是荒谬的。这证明了它自己的温顺，成为一种无形的声明。从美国政府赞助的展览中撤走艺术作品的做法也好不到哪去。这两种行为都像是熄灯关店。像为了某种目的而不种麦子，或是把本应大喊出来的事情变成一出哑剧。不做事的话最终能实现什么？
美国政府不需要艺术家来维护它在世界面前的文化形象，也不会因为艺术家拒绝合作而蒙受损失。艺术家越早意识到这一点越好。我不能真的相信艺术是政治的傀儡。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怎比得过登月？
我把政治学排除在我的项目之外。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更倾向于自然事物，而不是人为创造的事物，比如政府形式、经济模式和国家政策。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事件既不坏也不好，有的只是可操弄或不可操弄的数据。我把自己隔离起来，工作在不参与任何议题的状态下顺利进行。不过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糟糕的形势显而易见。我不认为美国民众需要被提醒情况有多严重。公众是知道的。单单是事实就很惊人，这些事实本身就成为一种抗议。
对于不公正的最自然的反应就是生理反应。人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不总是掀桌子吗？这似乎是美国历史的主旋律，也是美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事情，总是先于其他事情得到政府的考虑。瓦茨骚乱背后的简单事实是，无论损失多少生命，瓦茨骚乱都是好的，是有益的，是健康的。瓦茨骚乱使得对种族不公的同情传及全国。
如果无声的异议要继续并且要成功，它不能是一个兼职的活动。它需要肉体在背后支撑，所以它必须争取那些甚至与它的想法仅仅勉强一致的人。并且只有当它的行动是一致的，它才会有效。
我不认为艺术家将作品作为武器会有什么太大用处。
——埃德·鲁沙（Ed Ruscha）
1968年4月9日
C 4, AR 635–200
第十二节：在合法设立的执法机构任职
5–26. 退役以接受公职警官的工作。第六节第2章中所指定的指挥官有权为了政府的方便，命令服役期剩余3个月或不足3个月的军人退役，军人需提交有效的退役申请，并证明将在市、县、州或联邦政府合法设立的执法机构工作。根据1963年后备役征召方案被命令接受训练的后备役人员不符合本条例退役资格。
5–27. 定义。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条例：
公职警官。受雇于市、县、州或联邦政府合法设立的执法机构的个人。这不包括私人或集团警察组织和地方政治管辖区的民选警察职位。
真实的聘书。由市、县、州或联邦警察机构的相关官员证明的聘书，申请人已通过既定的申请要求，并已被警察学院、警察培训学校录取，或被聘用为公职警官且立即上任。
——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
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公众、警察和猪庆祝猪节，作为向当地警察的致敬。
—《生活》杂志
艺术家不必主动对“美国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作出反应。艺术家迟早会被政治牵连或吞噬，甚至无需去尝试。我的“立场”是将自己沉浸于一种对全球性的肮脏和无意义的认知里。政治老鼠总是啃噬着艺术的奶酪。陷阱已经设好。如果说存在一个原始的诅咒，那么政治肯定与之有关。直接的政治行动变成类似于从沸腾的炖肉中挑出毒药的问题。这一经验的痛苦加速了对更多行动的需求。“行动比语言更响亮”。这种响亮的行动像流沙一样灌进人的里面，他们甚至都不必自己开始行动。行动在人的周围极其快速地旋，以至于它们看起来似乎是静止的。从更深层次的“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机”来看，最好和最坏的行动同时运行，以类似漩涡的惯性包围着人们。虽然永远无法到达底部，但人们不断地跌入一种政治离心力中，这种力量把暴行的鲜血洒向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们。恐怖变得如此强烈，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人们被一种厌恶感所淹没。
良心不安的艺术家想要阻止这场飓风般的屠杀，将解放革命与镇压的战争机器分离开。当然，他站在革命的那边，但他发现真正的革命也意味着暴力。甘地被提及，但甘地也被暗杀了。艺术家总是同情受害者。然而，政治却因残酷的牺牲而繁盛。艺术家往往是柔弱的，他们对抛洒鲜血和革命的恐怖有着强烈的恐惧。现在在所有层面上控制着世界的政治制度应该被艺术所否定。然而，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艺术家被危险的政治世界所吸引？也许，从根本上说，艺术家和其他人一样，都渴望着政治会带来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会在平静与和平中结束的痛苦的威胁、毁灭的恐怖。恐惧产生的厌恶造成了个人的恐慌，因此在牺牲中寻求解脱。由宗教仪式控制的原始祭祀本意是从死亡中提取生命。我担心的是，生命的盲目涌动恐怕会威胁到自身。现代祭祀成了一个关乎偶然性和随机性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面对死亡的绝对极限。
在更深层次上，学生和警察骚乱是基于一种原始偶然性的仪式性牺牲——不是仪式而是意外。然而，因为媒体的添油加醋，骚乱被结构化为仪式。相对于警察的“死亡力量”，学生是一种“生命力量”。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在《为革命而革命》（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第184页提到了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戈尔丁笔下飞满苍蝇的猪魔被霍夫曼比作“令人难以置信的腐烂和粪便的味道"。戈尔丁的小说中猪的形象比比皆是，有叫猪崽子的胖男孩，有腐烂的猪头。小说的整体氛围是一种原始的的厌恶。我们一定记得这本小说前些年很受学生欢迎。生活猪崽子一样肿胀，这让人失望，干净的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发臭，“性渠道也是身体的下水道”（乔治·巴塔耶），恶心和反感使人走到暴力的边缘。只有地狱之火才能烧掉生活中存在的黏稠和充满蛆虫的腐烂物，所以才有了《为革命而革命》。
“然后，其余的人也加入进来，发出杀猪的声音，大喊大叫。” (《蝇王》)。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和其他排泄物有可能将地球变成一个更可怕的猪圈。也许，登月是历史上最令人泄气的事件之一，因为媒体揭示了地球是一个有限的封闭系统，不像《蝇王》中的岛屿。当地球上的血液和废物越来越稠密，人口越来越多，压力因素会让“系统”彻底疯狂。想象一下，在未来，情色和爱情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野蛮，以至于走向了同类相食。当政治被军方以数十亿美元控制时，其结果是一种掉价的恶魔学，是一种在玛门（Mammon）和魔洛（Moloch）之间、在别西卜（猪魔）的帮助下运作的社会畸形。
——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
但愿即时的政治回应是作为一个人我能评论的只是艺术家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甚至可以暗示艺术家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会构成一种法西斯主义就像原本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法西斯主义一样令人憎恶如果不是更令人憎恶的话。
主要的问题还是一样：内容和意图的老美学问题。当艺术变得有用，甚至进入文化的时，对我来说，它不再是艺术，而是历史。历史也许是政治最切实可行的工具。所有的艺术，当它变得众所周知的时候，就变成了政治性的，不管艺术家的意图是什么。
那么所有艺术都能通过自身或通过文化的意志成为政治性的，通过这个过程从艺术变成历史。
对于作为艺术家的我来说，我不关心那些初衷和内容是政治或社会性的所谓的艺术。它们对我来说只是不同形式的社会宣传，虽然有时也是极有创意的广告。
我完全接受我的艺术在文化政治中的位置的责任——但我坚定地认为，我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构成了这一项。仅是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行动，没有职业修饰作为道具。
艺术家只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职业单位，如果我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或需求高于或低于任何其他职业单位，我就应该停止我的活动。
希望有一天，人不再需要除了人以外的任何其他头衔来发挥政治功能。也许那样的话他们也就没有政治功能了。
——劳伦斯·维纳（Lawrence Weiner）
文／ 卡尔·安德烈，乔·贝尔等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