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隔离封锁前的几个月。我去给利娅送了一本我写的关于马里奥·梅尔茨（Mario Merz）的书，她想要这本书作为礼物，我在上边为她写了献词。他们的状态并不好。恩佐还在被一场头部手术的术后症状所折磨，之所以做这场手术是因为他在阳台上想要修剪一些紫藤萝的时候从梯子上摔了下来；相比之下，利娅就有些“冒失”了，这让她的腿上留下一块严重晒伤的区域。总之，日常生活辜负了他们。在离开了他们位于米兰的美丽的家时，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就是这样两个性格鲜明的人，两个在各自领域里都永远充满活力、言辞犀利、富有激情的领军者，现在却似乎要停下脚步了。
恩佐的职业生涯始于1960年代，当时他已是动态艺术（kinetic art）的代言人，后来他成为意大利工业设计领域的英雄，因作为一个爱引发争议的激进分子、主张不局限于为富人生产奢侈品的民主设计而广为人知。两年前，我请他到米兰新美术学院（La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在我的课上做了一次演讲，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慷慨激昂地劝导学生们永远不要对他们自己的乌托邦失去信心，要相信一种工作精神，相信它的道德准则。恩佐认为，手艺人的工作与伟大的设计师或艺术家的工作同等重要，并认为当代设计正是与这些道德规范截然对立。他对他的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冗赘、平庸和商品文化保持警惕，并与这些“恶魔”极力抗衡，这体现在他的言论和论辩中，当然也体现在他设计的家具、餐具、玩具和烟灰缸，以及他最快乐的设计遗产——意大利甜面包状的停车护柱。
如果说设计创造了美丽而实用的东西，那么艺术就创造了美丽而无用的东西。我对这种恰到好处的无用性更感兴趣，所以我和利娅走的更近，她总能颇具讽刺意味地让这一点更加明显。我认识她是在1976年，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身体艺术的学位论文，她曾经就这一主题出版过一本著作，并且引起了一阵狂热的追捧。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保持见面，尽管每一次见面通常间隔很长时间。我也成为一名艺术评论家，并且经常去看她策划的展览，先是那场关于女性前卫艺术家的重要展览，后来是一场关于动态艺术且不乏争议的展览。我作为策展人邀请她到比沃利城堡（Castello di Rivoli）做讲座，她则邀请我参加她的研讨会，或者在她的新书发布会上和她进行公开讨论，直到有了那场大型的历史性展览“美女与野兽”（Il bello e le bestie，2004），这是我和她在罗弗莱托（Rovereto）的特伦托和罗弗莱托现当代艺术博物馆（MART）共同策划的展览。利娅是我的老师，我相信她也是我的许多同事的老师。正如吉洛·多福斯（Gillo Dorfles）所说，利娅的文字在艺术评论家中是为数不多不乏味的。她的文章相当精彩，其语言精辟凝练，行文的韵律赋予她那掷地有声、言简意赅的批评一种生命力，同时也表述了一种超越了特定的艺术及其历史的文化。
恩佐和利娅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这从他们的外表上就能看得出来。我总觉得恩佐让我有些敬畏，他高大、严肃，身上散发出一种权威感。但我和利娅在一起就更自在，她身材小巧，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幽默，相当懂得自嘲和讽刺，而且绝对能激发出（毫不夸张！）俏皮话和欢笑。他们一起离开了，前后仅仅相隔一天，他们在同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因为相同的原因：由COVID-19引起的并发症。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相信我和所有爱着他们的人都会感到一些安慰：看着他们日渐衰老、甚至有些疲惫不堪，并且逐渐放下支撑着他们直到最后的激情的思考，这着实令人感伤。五十年来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激情也使他们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像是一种默契，他们确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离开，另一个都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原文由Marguerite Shore从意大利语翻译成英文。
译／ 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