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第五工作室
我于2008-2012年在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黄小鹏是第五工作室的主持老师。我虽是第二工作室的，但他的课堂比较开放，没有很强的课时概念，随时可以加入，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第五工作室活动。他对那些对艺术感兴趣、对现场讨论的问题感兴趣的人持有最大的宽容态度，也会邀请他的选修课学生参加五工作室的展览活动。他也会对学生做的事情给出认真的回应和批评。在这种没有太多规划、条框的环境下，我们会有更多自组织、自发的心态去做一些事情。
小鹏会在意作品如何在讨论中发生辨析和推进。这种方法需要由阅读来支撑，阅读在他看来是一个思维训练，能够帮助你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你所讨论的事情。他会在意“当代”是一个在什么语境下产生的概念，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当代。
我印象里小鹏上课没有所谓课题或一种阶梯式的训练。他会以他的系统梳理一些给我们看的东西。看完后，小鹏会很坦诚地说，这就是当代艺术现在的状态，这不是我可以教你们的，但你们可以尝试着去创作，只有基于你们做的事情，才能慢慢去讨论怎样更好地完成一件所谓的作品。他这样说不是贬低自己，而是人的经验有不可替代性，尤其在艺术领域，观看只是便于你的阅读和理解，而更好的理解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和更切身的体验。
小鹏在第五工作室取消了美院油画系传统的模特写生和下乡课程，将这一部分课时和经费用于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策展人来学校交流，鼓励大家去一些他认为比较好的空间和机构，不管是去看展览、实习和工作，还是纯粹地感受、交流和体会。通过活用教学资源，运用到他所理解的艺术教育，或者学院中的当代艺术情境构建中。如果不致力于构建这个情境，就失去了教育的基础条件或者基础设施，你不能坐在课室里面空谈理念和经验。我觉得小鹏一直对所有的体制——包括我们所经常批评的学院的教育体制，也包括（中国）当代艺术体制——都保持距离。在我看来，这种警惕有传染给学生们。
提问是艺术思考很重要的基础，在小鹏的课里，提问是被鼓励的。我们自身的主动性也是通过提问发出，如果没有提问，只是追随、模仿，那积累不起自我的问题意识。通过提问、讨论，再去拿取工具，找到材料，创作作品，所以我们不会媒介优先。小鹏会经常提到艺术语言，我所理解他说的艺术语言，是一个很纯粹的语言，这个语言和我们理解的文学、哲学等所有语言一样。语言里面有句法，有句子。在第五工作室的氛围里，大家经常会在句法、句子之间交锋。小鹏有一个经典的提问，我在《我叫阿史》的漫画中拿来提问艺术家阿史：“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讲清楚你的作品？”
小鹏写过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为艺术项目的教育》，我的理解他不是说把教育当成一件艺术作品，而是说教育是动态的，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某种艺术的实现，但这种实现是在场的所有人共同获得的，所有参与到第五工作室教学现场的朋友、同学们。这就是他所说的作为艺术计划的教育的一种体现。后来他又有一个说法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这点用在了黄边站身上。
黄边站
我认为黄边站的成立有它的政治意味。通过创办黄边站来实践体制外的教育，两位被美院驱逐的艺术家——黄小鹏和徐坦的组合是有政治能量的，而这股能量也凝聚了很多不同背景的人的参与，这是当时不能忽略的语境。对小鹏来说，他的理想和努力一如既往，他还有一个更延伸的愿望是，他希望黄边站的工作更加具备研究性。这个研究性是什么？黄边站最早被小鹏形容为大家来读研究生的地方，这成了后来 “研究员”这个称呼的出处。参与成为黄边站成员，需要投简历，面试，介绍接下来一年的工作计划。当时择录的标准之一在于，你会不会花足够的时间来黄边站参与课程表里的安排并对此承诺。我是第一届招进来的成员，要求是每个星期的周六日过来黄边站，通过相互交流、讨论的方式来推进工作计划。
如果说第五工作室的教学场景面对主要的是美院学生，课堂上是关于艺术语言，艺术的句子、句法的交流，在意的是你对艺术这件事情有没有信念，你愿不愿意坚持做，那强调研究性，对小鹏而言，意味着对参与者的工作有更系统的专业性要求。要完成这点，在黄边站面对的是跟在学院完全不同的挑战。虽然广东时代美术馆为黄边提供了空间场所和部分设备支持，也为黄边站早期的交流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我们可以邀请到参与时代美术馆的展览的策划人和艺术家来黄边站进行直接的交流），但参与者的专业背景不同，诉求和问题意识各异，双方不是在学校里面的师生契约关系，评估成果也不是通过学分考核、学位毕业制度。黄边站不发文凭，也不收取费用，参与的基础是相互的信诺，成员间更像是一种社群的关系。小鹏和徐坦更倾向于担当对话的主持人而不是老师的角色，相处中也强调平等与民主，因此，黄边站的教育计划一开始就具有民主实践和自我教育的面向。小鹏和徐坦鼓励成员通过民主的议事方式参与黄边站的日常事务，而这种民主性在那时也是抵挡机构化的练习方法，使得黄边站参与者都有某种主体意识——它并不是由谁或机构的审美或意志所生产出来的——进而成为了黄边站的一个思想传统。
“项目实验室”是黄边站第一个由成员自组织而来的项目，最早也被叫为“开放工作室”，我是第一期做项目展示的艺术家，是在几乎没有经费的支持下自发完成的。当时的黄边站助理郑宏彬也投入了很多工作，大家寻思的是在黄边站为成员创建一个自我表达的通道，而空间性展示是熟悉的和方便组织的方式。在黄边站的头三年里，项目实验室以平均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开展。由此也制造了一个被我们称为“收割”的环节：即在每次项目实验室开幕的当天都会进行一场讨论会。大家围在一起，讨论强度异常得高。黄边站当时很警惕“展览”的叫法，也不希望项目实验室被认为是“展览”，而是强调它作为项目的“实验”阶段，把主要精力也放在讨论会的环节，目的是希望通过直率的交流能对创作本身提供反思和推进。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项目实验室”是一个激发的现场，参与者不同的工作脉络交叉并相互提问，共同感知得以辨析，让各自问题意识浮现。
这是一个不断碰撞和练习的过程，我们把这样的实践过程理解为一种共同工作。在今天看来，这种强调民主自觉的共同工作也需要基础设施和条件，需要练习和反思，比如说男女比例不平等、经验不平等、资源不平等下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进行怎样的伦理建设，如何相互赋权，这些都是黄边站建构工作框架时必须要考虑的点。
黄边站最早是从体制批判里生产出来的体制外的教育平台，但是它对机构的批判，是一个探索过程。因为不可回避的是，这是一个在所谓当代艺术体制下，由民营美术馆所支持的独立机构，所以在它的自我建构过程中，都在不断地迂回触碰这个问题。在我眼里，黄边站就是一个小机构，从来都是在一个很有限的条件下去成长和工作，所有工作依赖于个人的努力与投入，工作团队协作的帮持。我们有独立自决的行政权力，独立执行工作的意识和能力，但我不知道这种独立性是不是坚固的。而且你也不知道这种独立性何时会不会因为某种情况而发生变化。
在我理解里，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一直在一种对体制和机构化的警惕之下进行的。这也是在黄边站的实践和演练之下磨练出来的一种思想和工作方法。我们不是一个经验性的学校，更加强调教育中的自我教育的方向，通过自我学习和寻找自我建构的知识路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教育工作，在黄边站看来，它需要一些更好的推动自我教育的基础设施，无论是物理上还是思想上的。探索这种基础设施的可能性，需要一种更开阔的视野，它启动了黄边站更为平台化的转向，不管是创办刊物《同时》，跟更远的组织单位的联系和拜访（合作发起两次“旅行社”以及协力“交通站”项目），还是后来新空间计划（上阳台、阅读间）的推动，都关于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不断地发明新的方法，让黄边站不被固化为重复积累惯性的机构，而是朝一种去中心、平台化方向去推动自我教育实践。此外，通过《同时》进入黄边站机构意识的女权主义，最终形成了实践层面的反性骚扰机制，是制度上的基础设施。
黄边站在经历了头三年的带有课堂规律（每周来两天，慢慢后来改为每周来一天）的教育场景后，转向了新的教育场景，取消了固定的课堂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这有比较实际层面的原因，用小鹏的话说，“很多成员都有各自全职或兼职的工作，几乎没有像北京那样的职业艺术家”，另一方面，更多独立空间的关闭和新机构出现，对于黄边站来说，它是否也有被替代的危机？青年艺术家或朋友们如果有更多路径，为什么还要来黄边站？2016年5月《同时》发表了陈侗一篇文章，叫《为什么而来黄边站》，有写到：如果黄边站能让我成为一个有勇气与一流思想家对话的艺术家，我就会来。他的回答对黄边站而言是一个提问，我们的工作对象在哪里？我们的工作现场在哪里？
上阳台及其他
2016年黄边站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是重新招募了工作团队，我也是在那一次招募里面重新应聘——我之前已经在黄边站工作了——再加入新的工作团队（李筱天、冯俊华与我）。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授权下，梁健华与新工作团队接手日常运营管理，小鹏和徐坦负责课程安排。工作团队的功能不再只是跟进和落实项目，而有更多自主性来推动机构的建设。我们三人均是黄边站第一届招收的成员，新团队秉持黄边站的民主传统，没有领导，通过共同发起，陆续展开了一些新的工作框架。
除了人员变化带来的磨合，还有大环境的变化对工作产生的影响。我们感受到社会公共空间的逐步收缩，公民社会受到打压，而在艺术界，审查亦日益加强，我们的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如何回应这样的形势并寻找更主动的路径成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底色， 除了延续原来有的年度招新、项目实验室，基于当时的判断，思考如何在一个有限的条件里开展网络性的工作，而不是在黄边站等待一种想象中的参与，所以对外联结成了重要的工作方向。我们开始打破固有的招新成员模式，尝试不同的连结参与者的尝试，例如相对短期的工作坊、论坛；通过《同时》打破地域性的限制，邀请来自不同地方的青年实践者供稿（“十万个为什么”系列），并策划出版和工作台（除了女权主义的影响，柄谷行人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也值得一提）；还有协办“榕树头旅行社”（项目由我和艺术家史镇豪、李致恿发起，时代美术馆榕树头空间主办），这些尝试拓展了参与者的光谱，为多样的自组织实践储备了更多的可能。以“榕树头旅行社”为例，我们公开招募参与者一起“旅行”，分别有广州本地团和外地团，外地团的目的地城市有东京、上海、沈阳、武汉、顺德、香港，由我们邀请的当地实践者（松本哉、赵伊人、潘赫、子杰、冯伟敬、何颖雅与劳丽丽）作为导游，拜访当地的自组织空间，交流在地工作经验，这是长期项目“旅行团办公室”的启动项目，对于黄边站来说，这种行走与交流是网络性工作的一次拓展。相对于学院情境，黄边站面对着一个更加广阔与动态的社会场景，如何发展这种可能性和潜力，不是说只在一个美术馆提供的空间，或者在某种当代艺术资源的庇护下就能去完成，我们所强调的网络是探索一种具有自我教育意义的人与空间的连接与联合，那是更具主动性和流动性的工作场景。
很遗憾，小鹏在2016年11月宣布从黄边站离职，于我是晴天霹雳，我第一时间的打电话过去，但挽留未果。虽说“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他离开，但我理解黄边站的行政运作上的改变让他并不满意而心生倦意。小鹏是在旅行社项目刚结束不久离职的，后面于2017年5月开张的上阳台他并没有参与。上阳台的出现跟“榕树头旅行社”相关，最早的想法和筹备成员大多来自旅行社项目参与者，这跟我们在行走中所获的的能量强度有关，直接触发上阳台在广州落地。
上阳台跟黄边站的空间相比有它的异质性。上阳台位于市区的一个老居民社区，相比黄边站那是一个方便联络，可以为参与者提供生活化相处的场所。上阳台是单位联合制的互助、开放的共治空间，这里，单位被称为“业主”，各业主平摊租金和各种费用，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管治空间。在4月，上阳台开幕前，作为发起单位的黄边站（负担了空间租赁押金与装修期间的租金，以及拉来装修费用的赞助）向第一次业主大会移交了空间的管理权，从此以业主的身份参与上阳台的使用和运营。
我们开启这种新的工作结构，并不意味黄边站原来的工作就终结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和一个推演。在上阳台，黄边站只是业主单位的一员，我们更大的愿望是把获得的发现，交到一个开放性的平台上，而不是重复回到机构本身，成为机构的加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是带着惯性去测试，然后发现问题，再调整。比如刚开始我们会把黄边站的讲座部分放在上阳台，鼓励黄边站合作艺术家更多去上阳台活动或发起项目。每个参与者都有对上阳台的想象，我也幻想上阳台具备很多很多的功能，展示、讲座、知识生产、阅读、表演等等，但实际上上阳台有它的生命，它不是建立在一个具有主导意义的理念的基础上，而是由具体的参与者赋予它特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参与它，观察它，陪伴它。
在上阳台我们一起经历了数不清的好玩的活动，新的语境促成了来自不同地方朋友的互访，例如“榕树头旅行社”的外地导游们的回访，发起策展工作坊（张涵露主持），以及后来冯俊华发起“交通站”项目，邀请（香港的）自治八楼、影行者、（印尼的）ruangrupa、Serrum的朋友们来串联组织方法，去中心的场所／合作网络使相互感知、激发与协同工作变得更为日常化。基于此，2019年黄边站与“旅行团办公室”合作了“旅行社第二回”，李筱天是策划人，此时的“旅行团办公室”已成为了上阳台的业主单位。同样有广州本地团和外地团的设置，而外地团我们邀请更多的领队和当地导游（重庆工作研究所、点点宣传部、farid rakun [ruangrupa]、JJ Adibrata [Serrum]、Leonhard Bartolomeus [ruangrupa]、刘菂、Mg Pringgotono [Serrum]、Rangga Purbaya [Ruang MES 56]、Tentacles、曾嘉慧），再次招募参与者一同出访不同的地方（河内、日惹、雅加达、曼谷、重庆），在这些地方的行走，我们能够见到一种对基础建设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他们从不拘泥于一种单一的专业化、精英化的机构想象而自由生长，而是更分散、更去中心地推动空间计划，这也许并没有增加成本，可能反而减少了成本。比如雅加达的Gudskul，他们既是一座学校也是自立的一个生态系统，甚至声称 “所有人都是项目的负责人”，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互助精神在代际间的传递，扎根于社区与生活的高度自洽给他们带来持续工作的能量。
“旅行社第二回”结束后，在李筱天倡议下，黄边站开始了“阅读间”的筹备，这也是我们如何存续前一个工作阶段的经验方面的思考的结果。我们首先会梳理、公开黄边站成立以来所参与及搭建的网络中与“教育／自我教育”、“联合／互助”相关的艺术实践类出版物，借此空间持续辨析每个项目的种种问题，目前阅读间是一个可以预约前来的半开放空间，主要应对的是社群的阅读、办公需求，阅读间除了空间属性，还将是黄边站有关教育计划的策划部门，将来会推动相关的课程落地。而另一个维度，是我们如何把这种看似机构化、专业化的工作变得更为灵活的可能，因此我们用相对简单和轻巧的方式开启了工作，无论选址（方便相处）还是组建空间方式（与其他单位合租共治空间）都吸取了上阳台落成以来学习到的方法。这种灵活和平台化还有另一个例子，几乎同一时间，在冯俊华的倡议下，《同时》自2019年搭建了独立的编委会（伍勤、张涵露）治刊结构。
可以说上阳台落成以来我们学习到的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它是有关实践的和伦理的，有关一些未必能说清楚、但依然能感受到的对生活世界的想象力与行动力，有关寻找如何共处的方法，这一过程因此具有自我教育的意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所想构建的教育场景。
文／ 采访 / 卢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