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隔离”已经被柯林斯大辞典宣布为2020年度词汇,连同与它同一语系的“新冠病毒”、“全球疫情”、“社交距离”等词语一起。这个词,或这些词,在已然过去的一年里,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被使用,这就是这一年我们生存的现实。
它标示了一种共同经验。这种经验超越了国族、种族、性别、年龄和阶级,以最迅疾的速度,在最广阔的地域展开,整个过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持久和酷烈的程度也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关键是,这一年正在成为过往,这种经验却毫无终止的迹象,甚至在某些区域如欧美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之下,“隔离”作为一个关键词,自然获得了更加严峻和丰富的语义。
它意味着停滞,意味着阻断。在社会层面,作为一项应急管理措施,它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紧张和危机;在个人层面,则意味着孤独——如果此时谈论自由与否,显得有一些奢侈。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经验就是同质的。因为这种共同经验,是由无数的个体经验构成。这些个体经验因人而异,只有当它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得以检视,它在如何被使用,如何被感知,它的形状和温度,它在通往哪里。
王兵直接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他提交给2020年度布鲁塞尔艺术节的作品方案。布鲁塞尔艺术节创办于1994年,通常在每年春末夏初的五六月份举办。2006年王兵曾得到第一次的邀请。他为此贡献了纪录影像《和凤鸣》的最初版本。此次的《隔离》糅合了行为表演和录像装置,它原计划五月实施,但那时的欧洲疫情汹汹,整个社会都处于隔离状态。自夏徂秋,在疫情的缝隙,艺术节终于为王兵安排了九月份来到布鲁塞尔的行程。这段行程为期14天,为做《隔离》同时遵守这个城市在疫情期间的政策,王兵经历了真正全程的隔离。他的作品被纳入到艺术节的一个子集“每个内部都有一个外部”,并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了对于这一表述的精确诠释。
作品展出的场地在Schaerbeek区艺术中心。这里原本是19世纪一位布料商人的宅邸。尽管现在已成为公共空间,它仍保留了最初作为传统家居建筑的朴素风华和亲和力。王兵的作品被安置在后园侧面一列厢房的半地下空间,那里空旷幽昧,周遭暗淡,如同一个小型停车场;穿过方形立柱的间隔,唯有中间部分透出光亮:那是一个临时搭建出来的工作室,也正是王兵所在。
这间工作室倚墙而立,另外三面被一种类似有机玻璃的材质包围,整个实体由此获得了完全通透的效果,观者可以从三面观望,其内在的布局和人物行止都一览无余。大约80平方米的面积,被规划成工作、睡眠、餐饮、客厅四个功能区,不同区域有灯火明灭,角落亦有植物点缀。它以写实的风格,营造出了一种真切的隔离的效果,既不匮乏,也不漫溢。王兵在这里停留了五个日夜,每天从下午至晚上,有六到八个小时开放的时间。他就在这些时间里,向观众演绎了疫情期间的隔离经验。
所谓演绎,也并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表述。因为王兵在这中间,并没有对这种状态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他只是如常地工作,如常地生活。不同的只是,这片原本属于个人的空间经过了挪移,它被挪移到了一个公共的场域。它因此敞开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以一种朴素的,不加修饰的方式。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连接由此产生,王兵的身份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拓展:他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创作者,他同时也成为了自己作品当中的一个要素,并且这个要素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具体而言,在这个作品提供的场景中,他成为了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基于他也是一个电影工作者的身份,这种视觉关系包含了一种内在的反转:它丰富了他在时间的过程里形成的,始终通过摄影机的镜头来观看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形象。
但这也许并不重要。实际上,那种经典的视觉关系仍包含在这个作品当中。与工作室相邻,另有一片下沉的宽阔区域,高垂的帘幕把它隔成了一个放映室,里面正在循环播放的是王兵的录像作品《场景》。《场景》54分钟的长度,是王兵2019年末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拍摄。他跟随Kingsley来到这里,作为对他之前已经在中国广州展开的非洲项目的延续。Kingsley是他在广州拍摄的主要人物,来自尼日利亚。这是王兵第一次踏上这片与中国有深度勾联的大陆。《场景》类似一篇影像日记,保留了他最初进入这个城市所获得的一些观感。这种进入并非没有难度。影片开头的几个空镜里,就传出了那些来自画外的本地人干涉和阻止他拍摄的声音。
更多的呼应来自于工作室内部,悬挂在床头上方的两大块电视屏幕。它们被用作显示器,与床对面工作台上的电脑相连,里面正在无间歇地播放王兵在拉各斯得到的更多的素材。他拍摄了Kingsley的家人,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随他们进入到了当地的社区。那些来自异域的影像和声音在展厅空间里交织和回响,虽未形成叙事,却足以开启另外一片空间和观者对于那一空间的想象。它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现场。
这个现场来自非洲大陆,由一位具有中国身份的影像作者提供。它从一个隔离的情境当中生发出来,在一个被称为“欧洲中心”的地方。如果隔离作为隐喻,提示的是一种全球化被阻滞的状态,那么在一种历史和当下的视野里,这个作品无疑通过这些要素,以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在最局限的空间,构建并显示出了一些最为复杂和纠结的关系。这些关系涉及此时此刻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产生在那些足以动摇世界格局的权力交错的场域,它们是现实的,也是激烈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它更是中国与世界,尤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当然欧洲也不会被排除在外,作为一个前殖民者,他们直接将这个作品指认为它在处理一个有关全球化和新殖民的议题。
王兵并不同意这种指认,但他也没有辩解。他只是强调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而艺术家作为社会上一个单独的个体,他的方法和角度,他所关注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和主流权力,从来都没有关系,意思是,他并不为这些服务。王兵以自己二十余年的影像实践,证实了这样一种说法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这是为什么,《隔离》在展厅的存在,会让人感受到,它有未发散的蓄积的能量。它触及到一个完全当下,深具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议题。它在此时此地,以一种恰当的规格,证实了即便在隔离的状态下,一种并未减损,仍然具备的介入的能力和力量;又如一条隐约的通路,它的延展性令人期待。那是正在裂解,尚未形成的秩序;那是暂时停滞,却无法阻止的流动;那是融入的难度和生存的努力;那是可否共存,如何共存的未知和可能。艺术无法为此提供答案,但作品可成为见证。
文/ 张亚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