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璇

  • 观点 SLANT 2021.03.05

    沿着隔离提供的通路

    “隔离”已经被柯林斯大辞典宣布为2020年度词汇,连同与它同一语系的“新冠病毒”、“全球疫情”、“社交距离”等词语一起。这个词,或这些词,在已然过去的一年里,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频率被使用,这就是这一年我们生存的现实。

    它标示了一种共同经验。这种经验超越了国族、种族、性别、年龄和阶级,以最迅疾的速度,在最广阔的地域展开,整个过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持久和酷烈的程度也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关键是,这一年正在成为过往,这种经验却毫无终止的迹象,甚至在某些区域如欧美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势之下,“隔离”作为一个关键词,自然获得了更加严峻和丰富的语义。

    它意味着停滞,意味着阻断。在社会层面,作为一项应急管理措施,它内在地包含了某种紧张和危机;在个人层面,则意味着孤独——如果此时谈论自由与否,显得有一些奢侈。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经验就是同质的。因为这种共同经验,是由无数的个体经验构成。这些个体经验因人而异,只有当它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得以检视,它在如何被使用,如何被感知,它的形状和温度,它在通往哪里。

    王兵直接使用这个词语,作为他提交给

  • 影像 FILM & VIDEO 2012.07.09

    进到黑暗的深处

    十年前,季丹结束了藏区的拍摄,回到内地,重新调整视角,寻求镜头所向。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那时开始看《南方周末》,就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了,然后就有一种渴望,想进到黑暗的深处去??进到黑暗的部分,那是有社会义愤在里面的。”

    十年后,她的这些感触,在《哈尔滨旋转楼梯》之后的作品《危巢》里得到了最强烈的回应。《危巢》最终的剪辑版本将近两个半小时,拍摄从2009年初开始,到2010年的春节结束。它聚焦于北京南郊以捡垃圾为生的一家人,浓重的笔墨落于正在当地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姐弟三人身上。

    他们的小屋建在一片如同荒原的平地上,那其实是一个用各种捡来的废料搭建起的窝棚,周围堆放着各种垃圾。季丹说,当年这里有许多填埋垃圾的大坑。但在影片中,这种景观已经改变,大坑已被填平,小屋如同一座孤岛,据说也很快会被拆迁;周边视野所及之处,已经有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头顶的半空中,也密密交织起一道道高压线;姐弟三人上下学的路边,竖起了各种房地产楼盘的广告。

    这就是影片描述的生活。在现代化和都市化日日扩张步步逼近的语境中,它描述了一种与之脱节的生活历程。正如视觉上他们的住所和周围景象构成的隐喻关系,它暗示了这一家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他们从哪里来?为何落到这样一种孤立的处境?影片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老家似乎在安徽,但显然已经流落异乡多年,难以回去,碰到最实际的困难,也无处求援。

    《危巢》作为一部

  • 影像 FILM & VIDEO 2012.05.28

    没有判断只有接受

    《哈尔滨旋转楼梯》是季丹的第五部纪录片。她是中国最早开始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作者之一,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使用超8,而不是电视台常用的Beta,在西藏一带拍摄。不同的机器提供了不同的像质,也造就了拍摄者不同的意识和方式。1996年,她花一年时间在拉孜地区,1999年剪辑完成《贡布的幸福生活》和《老人们》。同时期汉人视角呈现藏区生活的作品中,这是令人感到温暖的影像。

      

     2000年后,季丹在陕北一带游走,在府谷县黄河边上,她拍摄了一个农村家庭里的年老父母和他们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儿子,至2005年成为《地上流云》。之所以间隔数年才做完,是因为季丹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诸多反思:是遵循自己有意无意设定和期望的模式还是打开自己,注重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接受它。2008年回到幼时生活过的哈尔滨之前,季丹还在京郊一所临终关怀医院拍摄了一位老人。《空城一梦》让人看到了生命在最后阶段的状态,其中包含着对死亡和虚无的凝视与深思。

      

     《哈尔滨旋转楼梯》更像是她面对之前的问题而展开的另外一种努力和实践。她拍摄了两个家庭,一个是住在单元房里的母女,另外一个是住在大杂院里的父子,都是少年时的朋友或街坊。她将他们称之为“失败者”,而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们没有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她的回去,包含着重新看自己的需要,因为“到了如何接受自己的阶段”。

      

     季丹所谓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