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如今，“女仆咖啡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文化现象，也早已不是日本特有的产物。它和逛手办店、买动漫周边一样，都是游客体验以秋叶原为代表的日本“二次元文化”或“宅文化”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顾客在店内所做的，除了吃饭喝茶之外，无非就是和“女仆”玩玩桌游、聊聊天。然而，在“正派人”眼里，女仆咖啡店显得很不健康，至少绝对称不上是正常的休闲场所。这种直觉固然带有偏见的成分（这种偏见中经常混杂着对于所谓“二次元文化”的总体偏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这里的“不健康”倒不是因为女仆咖啡店包含什么“软色情”——毋宁说，女仆咖啡店显得“不健康”的症结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以扭曲的形式透支了正常人际关系所包含的对他人的伦理承诺（commitment）。
作为一种特殊的日本亚文化形态，女仆咖啡店的起源要追溯到1997年发售的一款美少女恋爱游戏《欢迎来到Pia Carrot!!》（Pia♡キャロットへようこそ!!2）。2005年，随着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电车男》的播出，剧中主人公经常光顾的女仆咖啡店也成为焦点，吸引了不少本身并非“御宅族”的人们前往。据统计，2005年夏，秋叶原的女仆咖啡店数量在15家左右，而这一数字到了2007年夏天达到了59家之多。正是这一年，“萌”入选了当年日本社会的流行语，而女仆咖啡店则被视为“萌”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的女仆咖啡店热潮之际，女仆咖啡店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做出种种空洞的内部区分，例如各个店铺被按风格分为“治愈系”、“萌系”等等，甚至还分出“左派”和“右派”。但另一方面，进入2010年代以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哪怕在秋叶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女仆咖啡店开始纷纷倒闭。就像所有昙花一现的流行文化现象一样，伴随着2005年流行语“萌”而一时间夺人眼球的女仆咖啡店，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光不再。
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当女仆咖啡店的热潮已经退去，究竟是什么仍然促使着一些顾客出入这些店铺，便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趣的是，近年来，秋叶原越来越多的女仆咖啡店开始转型成为一种名为“Café and Bar”的新型店铺。这种店铺已经没有了女仆咖啡店原本特有的台词或标语，店员们的服装也并不固定于“女仆装”，甚至店面装潢也与以往女仆咖啡店的色调与风格相去甚远。但在其中打工的高中生或大学生，仍然会认为自己是在女仆咖啡店打工，而顾客们也会有意无意地模糊这些店铺和过去的女仆咖啡店之间的界线——或者说，这种界线原本就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关注和探讨的重点顾客，就不是那些被“萌”、“亚文化”等符号吸引的外国游客，甚至不是最初因女仆咖啡店和游戏或动漫之间的关联而进店的“宅男”，而是那些对上述符号不管不顾、只是在女仆咖啡店内“游戏人间”的人们。
在所有女仆咖啡店的菜单里，都会有一页面向顾客的“行为准则”，记载的事项多是如禁止询问店员个人信息、禁止触碰、禁止擅自拍照、禁止在店门口等候店员上下班，等等。这些标志着“正规经营”的准则，不仅使女仆咖啡店区别于一般所谓的“风俗行业”，更重要的是，它们实际确保了一种对顾客而言具有吸引力的交流方式。如果说在一般风俗业，顾客通过金钱交易一开始就将为自己提供风俗服务的女性或男性转化为一种抽离人性的“商品”，那么女仆咖啡店恰恰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禁止”条例，在行为法则层面为顾客保障了交流的“人格性”或“社会性”。所以，针对女仆咖啡店，需要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它是否属于软色情”，更不是追究哪些店其实在合法外衣下偷偷提供色情服务，相反，真正需要问的问题再简单不过：令许多人乐此不疲地沉浸其中的、由这些“禁止”所生产的交流，具有怎样的性质？
不同于曾经的“JK散步”或如今的“出租女友/男友”，女仆咖啡店在物理意义上严格框定了一个位置和边界；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意义上，女仆咖啡店有意将自己与周围环境、与日常生活隔离开来，仿佛迪士尼乐园一般，剔除了所有可能唤起顾客对于“外部”的联想的因素。而这就是为什么，顾客会被严禁在店门口等候店员上下班——与其说这个准则是为了防止“跟踪狂”，不如说是为了切断店员的日常身份和“女仆”身份之间的联系。
然而，不同于迪士尼，女仆咖啡店不愿意也不可能经营一个彻底由“拟像”构成的封闭世界。诚然，有几家连锁性质的、甚至作为日本“软实力”战略之一部分而得到大力宣传的女仆咖啡店，会反复突出一些特定的符号（包括“欢迎回家，主人”等问候语、女仆在端上咖啡或蛋包饭时的撒娇等等），但是，除非是跟着旅游手册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那些女仆咖啡店的常客对这种看似最“硬核”的连锁店其实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上述符号没有意义，也丝毫不构成吸引力；相反，他们对于这类女仆咖啡店的评价往往是，“女仆”把饮料端上来之后就把客人晾在一边了。
换句话说，这些顾客去女仆咖啡店的目的，不是为了体验一系列被贴上“萌”标签的符号，而是为了和扮演“女仆”的店员进行不遵循这些符号定义的交流。用一个吊诡的表述，可以说，只有在女仆表现得最不“女仆”的时候，只有双方不进行约定俗成的游戏的时候，女仆咖啡店才显得有吸引力。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如今人人都可以轻易向社交平台上的陌生人发信的情况下，专程去女仆咖啡店里说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这么做的愉悦（且不论“意义”）在哪里？答案在前面其实已经给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因为各种“禁止”的保障，顾客支付的金钱并不会将“女仆”变成一个“商品”（至少在想象的层面上如此），而是（仿佛）可以实实在在地和扮演“女仆”的年轻店员本人交谈——在这里，“女仆”不是商品，和“女仆”的交流才是商品。人际关系和交流本身，或交流背后的社会性本身，在此被转化为商品。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女仆咖啡店首先将店员“去社会化”——你无从知晓她们的真实姓名、年龄、联系方式，她们是只存在于这个空间内的独特个体；然后进行“再社会化”——她们会尽可能将除了有透露个人信息危险的情报之外的一切日常琐事都带入和顾客的交流之中。你可以了解到这个和你说话的女仆“是什么”，却无法了解她“是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个人信息，更是因为所有关于“是什么”的信息原本应该和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连成一片，如今却被碎片化地、去语境化地抽象成作为商品的交流，这些虚虚实实的碎片化信息无法通往一个生活世界的整体性。
另一方面，一旦交流被转化为遵循市场逻辑的商品，金钱交易就抹去了一般意义上的交流所包含的偶然性和危险性，而这也正是女仆咖啡店的根本魅力所在：简言之，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流（最明显的例子是跟异性搭讪）不可避免伴随的、可能导致交流失败的各种因素，在这里都被事先排除在外。无论你出身、职业、长相、年龄如何，哪怕语言不通，你都不会被招揽顾客的“女仆”拒绝。在这种商品化了的交流中，你“是什么”不重要；但反过来说，也正因此，这种交流提供的一个假象是，无论你“是谁”，你都已经被对方无条件地承认和接纳了。
但是，照这么说，似乎女仆咖啡店和一般意义上的“夜总会”并没有太大区别。就双方都以“交流”为商品而言，的确如此；不过，这里不能不考虑到的一点是，女仆和“陪酒女”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身份。第一，就行为模式而言，“夜总会”的顾客约定俗成般地会期待自己在场内“指名”的女生在正式营业时间结束后联络自己，转场到深夜酒吧继续聊天甚至去酒店；而这种游离于明确规则之外的交际，是女仆咖啡店严格禁止的。第二，无论是“陪酒女”还是“风俗女”，都已经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认知中占据了一个稳定的位置，甚至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相对而言，“女仆”则借助一系列符号，始终将自己抽离于社会语境。对于在女仆咖啡店工作的高中生或大学生而言，她们也只是认为自己找了一份时薪高的打工，而不是获得了某个特定的社会身份。女仆咖啡店的顾客和“女仆”之间的交流，则更像是打着“主人/女仆”的幌子而进行的日常交流。这也就是为什么“女仆”的身份可以千变万化：有的店铺主打“巫女”风格，有的主打“欧洲中世纪女仆”风格——但无论服装怎么变化，“女仆”和顾客的交流性质本身都不会变化。没有哪个顾客会认真地要求和自己聊天的“女仆”掌握日本神道或中世纪欧洲的相关知识，也没有哪个“女仆”会特意去准备这些知识。
因此，可以说，女仆咖啡店通过特殊的时空设置，为顾客提供的并不是“非日常”的“梦幻”身份或“二次元”体验，而是一种（徒劳地）对抗日常生活的“替代性日常”（它所诉诸的语法是：“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意义上，“女仆”、“萌”等符号所起到的作用是先于或外在于交流的作用，其目的是为了将交流本身“无害化”。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在分析1990年代高中女生的交流方式时，曾强调这种“无害化”工具的社会背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作为同一个共同体成员”，从一开始就能作为“无害的存在”而相遇。事情到了东京就不一样了。由于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对方就成了“危险的存在”，需要人为地用“可爱的大叔”、“只不过是色色的老头子”等方式将对方转化为“东西”，也就是用“记号”进行打包，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无害的存在”而与之相遇。（宮台真司『まぼろしの郊外』，朝日文庫2000年，第44页）。
但另一方面，“女仆”、“萌”也绝不仅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表象记号。同样在这里，“正经人”对女仆咖啡店投去的带有偏见的目光往往最能揭示问题所在。还是让我们以宫台真司对于“电话风俗”和“约会俱乐部”的分析为例。宫台提到，1994年夏天媒体对“约会俱乐部”进行了大量报道，意在揭露这个据说从事高中女生非法卖淫活动的灰色地带（虽然根据宫台的调查，实际和客人发生性关系的女生不超过二成），反而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导致了更多的女生抱着对“约会俱乐部”的错误认识而投身其中。然而，宫台的分析并不止于揭示媒体以及社会舆论对于像“约会俱乐部”这样的“可疑”场所的偏见和歧视性报道如何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相反，他指出，对于“高中女生卖淫”的集中报道，反而使得“高中女生”这个符号得到了净化或“陈腐化”（同上，第83页），从而剥除了社会为“高中女生”这个符号所赋予的特定的、与“性”有关的商品价值。对此，宫台写道：
“高中女生”的包装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存在“清纯的高中女生”这种虚构。一方面是“对性的禁止”，另一方面却是“与‘性’有关”的存在，这种双重性生产出了淫荡的符号。然而，高中女生在媒体报道中大量涌现后，她们不但不“清纯”，反而看上去“危险”起来。经过1993年的水手服骚动和1994年的“约会俱乐部”骚动，“高中女生”这个符号开始通货膨胀，和高中女生发生性关系也就不再具有“打破禁忌”的意义。（中略）说来的确吊诡，但“高中女生”的符号的陈腐化本身是一件好事。（同上，第94-95页）。
宫台反复强调，现代日本社会对于“高中女生”的淫荡想象本身并不“自然”——它的基础是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对于性别和身体的一系列规定以及对于公民及其家庭生活的一系列规范性再现，而这些都与日本传统的“村落”文化格格不入。无论如何，在相似的意义上，可以说起源于美少女恋爱游戏的“女仆”符号，同样也为在女仆咖啡店里打工的女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附加了一层特殊的商品价值。这层特殊的价值和“女仆”身份在欧洲的历史性存在和社会阶层定位没有任何关系。作为一个与职业身份无关的符号，作为一个“拟像的拟像”（描画“女仆”的美少女恋爱游戏本身已经是对“女仆”的一个拟像），女仆游戏使得这些女生和顾客之间的交流显得不像它本然如此那般匪夷所思、令人不安。换言之，如果说“高中女生”符号的淫荡之处在于人们对于高中女生“与‘性’无关”同时又“与‘性’有关”的双重性想象，那么“女仆”符号的可疑之处便在于，它使得一个奇特的现象显得顺理成章，即通过商品逻辑取消顾客和“女仆”的人格性的同时，又为顾客提供了一种无法脱离人格性在场的交流。
诚然，如前所述，热衷于出入女仆咖啡店的顾客和“女仆”在交流过程中并不会在意这些符号，他们只是在进行一般的日常会话；但也正因如此，通过商品化过程，这种交流的“摩擦系数”被降为零——与其说双方在这个特定时空内角色扮演，不如说双方均被还原为无特征、无人格的个体，双方的关系被建立在一种“去社会性的社会性”的基础上：一切原本具有深度、具有人格性特征的交流内容，一切原本与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密不可分的经历，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下，都零碎地、抽象地浮游在一个没有深度的平面上。“女仆”和“主人”的符号，再好不过地表征了这种“深度的缺席”，同时又掩盖了这种缺乏深度的、非人格性的、去社会性的交流可能带来的不安：毕竟在日常生活中，这样一种交流不仅是不可欲的，也是不可能的。女仆咖啡店中的交流与日常交流的社会性之间，构成了一种“排斥性包含”（exclusive inclusion）的关系，正如它在行为准则上的一系列“禁止”同样以“排斥性包含”的扭曲方式保证了双方“人格性”的（虚假）在场。
如果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那么带有上述“排斥性包含”结构的扭曲的交流模式，便不断刺激和生产着人们交流的欲望，同时也永远不会满足这种欲望。因为在女仆咖啡店里，交流中出现的所有内容，最终都仅仅服务于一个目的，即反复确证双方的“可交流性”——而这一“可交流性”的真正前提，却是交流的商品化逻辑。换言之，在这里“可交流性”永远也不可能通往具有人格性的交流。正如卡夫卡小说里的“法之门”，女仆咖啡店永远敞开的大门背后空空如也；但不同于卡夫卡笔下那个停在法之门前的乡巴佬，逡巡于秋叶原各个女仆咖啡店的顾客们焦虑地、玩世不恭地、乐此不疲且永不满足地出入各个大门，徒劳地追求着（或试图遗忘）本真的交流。我相信，最终女仆咖啡店将定格为这样一个场景：在周内某天的午后三点，位于街角一栋平房二楼的小店内，三三两两地坐着几个正在休息的“女仆”。一位身着皮夹克和牛仔裤、年龄看来四十上下的大叔正唾沫横飞地侃侃而谈他上周经历的趣事；对面的女仆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不失时机地提醒：“还有三分钟，要延长吗？”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