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多年来，关怀与生态缠绕（ecological entanglement）的问题一直在艺术界话语中占据重要位置，但随着疫情迫使全球对关系及价值进行重新认知，这个问题也似乎变得愈加紧迫了起来。由斯特凡妮·黑斯勒（Stefanie Hessler）、毛德·约翰逊（Maude Johnson）和希玛利·辛格·索恩（Himali Singh Soin）联合策划的第17届Momenta图像双年展（Momenta Biennale de l’Image）意图用艺术来弥合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的鸿沟，也由此展开对感知自然界以及被自然界所感知的影响的讨论。很显然，这个主题是关于如何体验超越摄影再现的“自然”（该双年展此前的名字为“摄影之月”[Mois de la Photo]，更侧重在摄影领域），而展览中最有力度的项目是在画廊系统之外通过体现管理原则来处理水资源和土地问题的实践。无论是在加拿大国内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原住民艺术家都在引领这些议题——物种关系、流动生态、基于土地的学习，以及技术与每一个领域的交叉——而策展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点。
在大图书馆（Grande bibliothèque，BAnQ)的场地，艺术家和民族植物学家威斯（T’uy't'tanat-Cease Wyss）与合作者希沃贝尔（Silverbear）以及乔斯·特朗布莱（Joce TwoCrows Mashkikii Bimosewin Tremblay）一起建造了一个公共花园，花园中种植了当地的植物品种，如豆类、玉米、烟草、 药草等，利用原住民知识来修复城市空间。类似地，塔尼亚·威拉德（Tania Willard）的长期合作性驻地项目（位于威拉德在Secwepemcúl̓ecw保留地的家）也是将土地管理作为美学实践。这一次的展示在艺术家运营的空间Optica中心进行，参与者包括艺术家皮特·莫林（Peter Morin）、加布里埃尔·希隆德勒·希尔（Gabrielle L'Hirondelle Hill）和威拉德，以及“孩子、家庭成员、土地和狗”，他们用光敏支架共同创作了一套雕塑组合，揭示出非人物种如何以有形而非理论的方式表现自己和土地。
本土合作项目遍及多个场地并彼此交织。在麦考德博物馆（McCord Museum），卡罗琳·莫奈（Caroline Monnet）和劳拉·奥特曼（Laura Ortman）的呼应装置（名为 《随机音符》[Exquisite Score]，向超现实主义者的“随机接龙”[exquisite corpse]游戏致敬）是对家庭和友谊的惊艳致敬——奥特曼高昂的小提琴曲与莫奈迷幻的墙面喷绘和录像拼贴呼应——拼贴的内容包括万花筒般的森林场景和超8家庭视频。在克拉克中心（Centre Clark），“新红色秩序”（New Red Order）成员亚当·哈利勒（Adam Khalil）、扎克·哈利勒（Zack Khalil）、凯特（Kite）和杰克逊·波利斯（Jackson Polys）在他们的视频作品《最后的雷姆利亚人》（The Last of the Lemurians，2021）中嘲弄了神智论者和其后的新纪元运动信仰，“雷姆利亚”据传是定居在印度洋上已经沉没了的大陆上的“纯种”人类祖先。这件作品用幽默的口气地击碎了对于所谓本土性的种族主义建构，此类建构往往和新萨满主义浪潮吻合——把石头、植物和水晶等当作带来好运的商品贩售——这些潮流也在作品中受到了嘲讽。
很多双年展面临的挑战——如展览空间不足，无法实现太大的野心——在Momenta 中也同样存在，群展尤其会受到听觉和视觉的双重干扰。尽管如此，策展人们还是在受疫情所限的工作条件和旅行限制下呈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家创作，其中有一些产生同步的时刻尤为突出：塔鲁瓦·哈维尼（Taloi Havini）在UQAM画廊展示的三频录像装置中，缓慢移动的空拍镜头描绘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自治区已经关闭了的潘古纳（Panguna）铜矿周围深受污染的景观，录像装置两侧是塞玛·伊加拉斯（Tsēmā Igharas）和艾琳·西达尔（Erin Siddall）肥皂泡形状的玻璃皿，其中装着来自加拿大西北部德林（Délı̨nę）社区的仍然具有放射性的矿物样品，这里距离镭锭港（Port Radium）已废弃的铀矿约150英里。这两件作品的并置提供了一道关于矿物开采致命后果和波及范围的清醒目光。
几个出色的个人项目都创造了沉浸式的霓虹色调环境，不过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在位于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Montréal）的安妮·德希·乔丹（Anne Duk Hee Jordan）的深蓝色房间里，两件创作于2018年的录像作品《小动物》（Critters）和《开合蛤蜊》（Clapping Clams）以极近的特写镜头放大了水底的古怪机械生物，它们发出的不可预期的声音穿透了水面之下混沌的、甚至有时令人感到幽闭恐惧的世界。在PHI基金会，阿巴斯·阿卡万（Abbas Akhavan）2020年的《泄露》（spill）——一个安装在绿幕背景前的貌似简单的岩石池塘和瀑布——突出了当代自然体验的矛盾特性，一方面是舒缓和冥想式的，另一方面却又引发焦虑，天花板上持续滴落的水滴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感受。而在B-312画廊，克洛伊·林姆（Chloë Lum）和雅尼克·德斯兰劳（Yannick Desranleau）的特艺彩色假肢雕塑增强了基于里约热内卢植物生命创作的四首“元音乐”表演的效果；通过与已故巴西作家克拉丽斯·利斯佩克特（Clarice Lispector）的想象性书信交流，一篇关于慢性疾病和身体的论文浮现——这是对双年展物种间互感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次偏移。
在所有这些关于人类与自然间区分的探究，以及以更真实的方式重新连接跨物种交流的多重尝试中存在何种风险？感官体验在激发同理心和弥合人类与非人生命间的鸿沟方面只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在为人类而设计的展览中，是否有可能舍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中的特权？我有些愤世嫉俗地想象着未来历史学家在面对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时的困惑：为什么艺术家试图做科学家的工作，而大企业却不遗余力地在私人太空旅行等大排放量活动上投入金钱？野火、干旱、飓风、冰层融化，大规模的灾难状态几乎无法与亿万富翁阶层对资源的疯狂开采对话，本届Momenta上的作品——就像之前许多生态导向的艺术作品一样，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愧疚感。急于制作和存档自然图像的冲动好像是为了减轻导致地球崩溃的负罪感，或者确保我们的后代在最后的大灭绝之前了解地球曾经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在双年展的出版物中，属于萨利希语族（Coast Salish）的萨赫图·丹尼（Sahtu Dene）人、苏格兰籍策展人兼策展团队成员乔治森-乌舍（Georgeson-Usher）发表了一篇关于与非人生命互动伦理的诗意宣言，要求我们“想象一下，哪怕只是暂时地，我们生活在一个生物之间存有温柔和尊重的地方。一个不需要伪装的世界，它的改变是自发性的。”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在我们焦虑地预测着未来十年的环境危机时。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