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人们就这样达成共识：从图们江的另一端纵身跃入湍流，偷越国境线到吉林的朝鲜人朱贤健，在中国服刑八年后，面对越来越逼近的刑满日期，并不意外的再次纵身，翻越高墙，开始逃亡。人们说，这是为了抗拒押遣回朝，不假思索。他在东北的寒冬里流荡于本该无人的风景区，远处若干黑点袭来，他听见四声枪响，两枪打在天上，两枪打在腿上，他知道自己没有挣扎的必要。回想起这一生，就像在雪地里倒行，每退一步都要扫去面前的脚印。忽然顺着一声沉闷，看见雪盖下的尺冰湖面在他脚下裂开一道蜿蜒，这就像是他的世界，一直被分为两半，一半永远留在了故乡，一半早已离开了故乡。
2021年底，我回到老家长春。此时，捉拿朱贤健的悬赏金已逐步拉高，在离出逃监狱四十公里远的吉林黑瞎子沟风景区，他终于被逮捕。据说，黑瞎子沟在清朝时属宁古塔昂邦章京所辖，林密雪厚，是满人的萨哈林，是流放与苦役之路的尽头。 我和几个东北的朝族朋友聊起此事，关于朱贤健，大家也没有什么别于常识的小道消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朱贤健本属朝鲜特种部队，2004年其姐脱北后，朱贤健全家即遭牵连，朱被遣赴新星郡龙北煤矿劳改，一呆就是九年。最终在2013年偷渡图们江来到吉林。我和这几位朋友又聊起这些年几个有名的脱北者，朱贤健的双重出逃好像只是诸多传奇经历之一，没能比传奇更具传奇色彩。他们离开的决心都那么确定，即使图们江的这一边只能是个中转站而不是终点。
难民，在人们的常识里，就是这样一种过渡性的身份。它是暂时的、变动的，其中暗藏的方向感意味着对“来自何方”以及“去往何处”的提问。返还故乡或再认他乡，难民态即可终结。但如果抛开有关难民救赎的老话题，朱贤健留给我们的问题，其实远超于一个狭义范畴内的难民为什么要不断逃离其“故乡”，而是，借由看见这样的“逃离”，我们能否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与其所处境遇之间错综的关系？换言之，在人和“故乡”的复杂关系中，谁又不是处于“难民态”呢？
我想起去年夏天，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遭遇倾盆大雨。想起家里窗户没关，我打电话给在家的倩兮，她却说家附近没有一滴雨。没来得及多想，我顶着暴雨开车回家，开出不远，雨渐渐小了，天也开始慢慢放晴，心想，这不过是场来去匆匆的阵雨而已，心情也好起来。随后我看见，车窗外干爽的地面和路边闲适的行人，好像并无狼狈的迹象，再次想起倩兮的话，顿时意识到，我刚刚经历的那场恼人的暴雨，其实并没有停，只是我此刻离开了暴雨区，进入了无雨区。即使雨还在下着，但在逃出的人看来，雨却已经停了。
我想，这是否恰好描述了人们对苦难的某种认知模式：离开和结束，实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其区别却难以察觉。穿越暴雨区，进入无雨区——位移，或者说空间或时间上的脱离，只意味着视点和人称的改变。纵然还有共情的基础，但他人的苦难，却可能被当作是另一场值得悲悯的滂沱。我们往往很难从身体感觉上意识到，他人的伤痕或许也是自己的伤痕，正如他人头顶的那场雨，恰是自以为已停的那场雨。
当我们把朱贤健的逃离归结成为一个有关邻国政治境遇的具体对象时，在图们江的这一端来看，朱贤健的苦难就不可避免地被塑造成了一个“他者化”的伤痕。在这一客体面前，我们难以想象有关他逃离的叙述兴许和我们对自身苦难经验的认知有关。他为什么要不断逃离？会不会并不是出于我们想当然的那些理由？我们基于何种经历来输出悲悯？在这个没有对话和指认的寻找逃离缘由的过程中，朱贤健不曾也不需要给出答案，他已然成为一个替身，一个用他自身境遇来模糊地承载我们关于自身政治境遇认知的角色，我们用一个清晰可见的他者化的伤痕，来再次宣布暴雨结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面对一个如此不可确认的缘由却如此确定，我们仿佛清楚地看见了一个逃脱故乡的人对故乡的满腹怨气，仿佛看见这个故乡的不可理喻。然而，我们看见这一切的基础也许是，我们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逃脱自己的故乡，即使不是实在的离开，也可能是在意识里秘密刨除与你不兼容的那部分。朱贤健不是一个纯粹的他者。如果我们可以从他的伤痕照见自己的伤痕，从他的逃离意识到我们自身对故乡复杂的情感，如果一个人和故乡之间横亘着某种错位和抽离感，“难民态”似乎可以用来描述每一个人。它既可能是状态亦可能是态度，既可能是糊涂亦可能是清醒。归属感和漂泊感在其中彼此融洽，用一种看似妥协的方式，摆荡于相互排斥的两个世界之间。
朱贤健在涵洞中吃起偷来的咸菜，那并不是家里的味道，但最终慢慢变成了家里的味道。八年前那个凉爽夏夜渡过图们江后，他俯身快速奔跑在他似曾相识的乡间田野里，身上的衣裤渐渐干爽，寒意也越来越可以察觉。他边跑边回头望向江那边，直到好像对面的零星灯火全部褪尽，终于再也望不见那个国家。他突然打了一个寒颤，想，如果再选择一次，他还能去哪呢。他很不安。在夜间惊醒起来的此起彼伏的犬吠声中，隐形遁迹。
故乡，作为一种层层叠加的修辞，在很多情况下是国家这一概念的具象化，继而又被拟人化为母亲。国家、故乡、母亲，从本体到喻体的一系列递进如同沉重未知的脚步声越走越近，带来越来越具体的、与个人记忆相关的大量细节，以供人们对抽象的概念进行想象。与血亲情感不同，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和认同，并非人的自然本能，所有生动的情感，也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但通过隐喻，现成的和养成的二者可以在一个人的意识中融为一体，难以分辨。一个人的政治处境的隐喻变成了他可以立即调取相关记忆的风土与血亲。故乡、母亲——这些字眼饱含深情，几乎容不得质疑，却时常含混了喻体在现实中可能同时包含的相互排斥的判断，让人忘记了对这一系列概念本身抱持的混杂情感，也让人忽视了“难民态”在根源上的复杂性。
我在《扭曲词场》（2019）这个作品中，曾经借由并置两个人物来对照一对概念，2019年为母复仇的农民工张扣扣和1919年五四运动中唯一的牺牲者郭钦光，并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原型进行虚构的书写。除了“牺牲”这一动作，两人之间潜藏的联结在于，驱动张扣扣一系列行为的是他的母亲；对于郭钦光来说，则是那个时期的国家，同样作为遭受创伤的“母亲”意象出现。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对母亲/国家的情感看似相向而行，实则暗含对抗和转换。张扣扣为母复仇，其实隐藏着他对于他与其所在现实体系之间关系的困惑，这个困惑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无法解答作为本体的“母亲”和作为喻体的“母亲”之间的冲突：遭受戕害的“母亲”是柔弱而悲伤的，而那个作为事件背景，被隐喻为“母亲”的现实体系，却是强大而沉默的。这两个“母亲”之间的反差张力，让他在面对这个不可见的利维坦般的现实时，只能抓住手边能抓起的一切，以具体的人的身体为代价行使原始的暴力。母亲、故乡和国家都在这个困惑中彼此转化。郭钦光也许同样是困惑的。这种困惑最终体现为他在发现一个誓要破除历史轮回的运动仍将不可避免地跌入历史轮回时所体验到的失重感。在2019年的张扣扣眼里，返乡复仇，兴许可以看作是对母亲与国家这一对概念在现实中的情感出口。返乡，也意味着真正的告别。在东北四部曲的最后一章《哭阵门》（2021）中，张扣扣在回家途中隐约感到，于母亲与现实体系的双重夹击下，他看似身体力行的反扑既是一个主观选择，更是被套入了一个被动的道义枷锁。返回故乡，一方面意味着一切终将圆满，一方面又意味着堕入无尽深渊。也许，在我的想象中，他慢慢发现，那些曾不容置疑的概念，无论与他的距离是远是近，那被愚孝的母亲，被愚念的故乡，被愚忠的国家，都是可以辩证的对象。无论他最终做什么，对他而言，他对毁灭的义无反顾，都不再是人们想象中那绵延着仇恨的山脉，而是疲惫和倦怠的灰烬。
对于另一边的郭钦光而言，面对历史的失重感也许最终引领他欣然迎接自缢的失重感。这使他在最极致的运动中和最激烈的历史瞬间中找到了平衡。在时空的闪回中，他找到那个不站在任何确立基点上的位置，终于可以独立地思考和判断。他也许可以看清他的困惑，看清他相互排斥的情感如何彼此胶着，他完全没法站在历史的任何一头，他只有中和了那些过重的情感负担，面对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将自己的世界一分为二，一半留守在那里，一半从那里逃逸。
他躲在这个无人景区已经四十天，他不知道几百年前，他脚下的冰雪正是很多绝望的流亡者荒诞一生的句点；他不知道，不断出逃，也许并非是他人生的底色。他决定就在这等下去，虽然不知道在等什么。
他嚼着咸菜，慢慢意识到，不管他现在在哪，他曾经试图逃脱的东西，毫无选择地在他身体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纠缠他的，不是他的记忆，而是他已经遗忘的东西。并且，他的一生还必须不断地继续遗忘才行。
王拓是一名生活工作在北京的艺术家。
文／ 王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