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我是将台居民。在北京的艺术从业者不会对将台很陌生，作为紧挨798所在地酒仙桥街道的乡，将台和酒仙桥的辖区形状如同榫卯结构里的榫头和卯口，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虽然面积不大，但两个地区的生活、工作和消费空间却极端稠密、多元且混杂。如果一个人骑自行车从798的西门出发一路向南，他将在三公里辐射范围内看到千人涌动的大卖场和数不清的路边小饭店，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形成的涉外商圈丽都（如今在那里连行道树盖板上都刻有“lido”的标志，仿佛独立的小王国），浑身上下散发着九十年代气息、地处酒仙桥本桥附近的“老北京”百分百鞋城，港资企业太古地产开发的商业综合体，动辄数千万一套的明星小区“上东”板块，大片始建于上世纪中期、原为各种社会主义工厂（包括798）职工宿舍的苏式老公房，用斑马纹伪装到牙齿的未上市路试车，贴满胶条、横行霸道的“老头乐”，毗邻使馆区的“豪盘”霄云路8号，等等……
三公里比王梆在其新书《贫穷的质感》（2022）划出的直径30英里（约合48公里）的观察区小了很多，但它所容纳的各种“具体”同样是难以估量的。我不像王梆那样是主动的城市观察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生活的“附近”只是我抵达目的地之前可以忽略不计的过程。这倒不全是因为懒惰。北京比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更加中心化，也更密闭，这致使生活区的“附近”往往是无聊的。比如在将台夜跑，我沿798东南的驼房营路往北、往东几乎看不到任何入眼的风景，目力所及包括电子城·IT产业园的深灰色栏杆外墙、地铁12号线嘈杂工地的深灰色外墙，以及京包线、京哈高速铁路之上丑到难以置信的浅灰色钢筋混凝土隔音罩。相较于南方的城市，北京的市民总是要多花上一些工夫、专门去到某些“中心”才能暂别“附近”的无聊和空气稀薄，久而久之，忽略“附近”便成为了我们保护身心的一种条件反射。当然，条件反射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它汇入资本的逻辑，反过来彻底摧毁了“附近”的有机性，使得我们最终只能生活在种种屏障之间的夹缝里。我特别喜欢位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所在地UCP（恒通国际创新园）西隅、紧邻号称人生第五坎儿大山子桥（因为高峰期太堵，附近居民戏称这个路口和生、老、病、死相并列，所谓“生老病死大山子”）的小区名字“荧屏里”，虽然我知道它实际得名于UCP的一段前史——松下彩色显像管厂，但“荧屏里”作为居住单元，实在堪称一个当代生活的隐喻，它仿佛居伊·德波“景观”概念的负相：不是我们在观看荧屏∕表象）中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蜗居在与世界割裂的荧屏里。或许部分由于这种封闭式的蜗居，我很难像王梆一样目击具体的贫穷和具体的衰老。这些因某种匮乏而致的生存状态似乎总是在别处。直到新冠疫情如潮水一般淹没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将我们都驱赶到基本无差别对待的核酸检测点上，事情才起了点变化。早已习惯了在虚构的集体中过原子人生活的我们被迫成为各种群的一份子，或严肃或玩笑地成为团长、单元长、小管长，因而也能稍微体味王梆笔下英国民间社团和党派的那种群的、一定程度上突破荧屏∕表象的政治生活，乱、聒噪、众声喧哗，但绝不是没有意义。
我对城市贫民的生活算有一些间接的了解。父亲退休前曾因为工作的缘故频繁走访各种阶层的居民小区，他亲眼看到过家中除了床以外基本没有家具、所有物什全靠山积的塑料袋解决的；见过夫妻离婚却由于买不起新房而被迫继续同住的——逼仄的小屋锁上加锁，以至于两个人的生活不得不时时处在相互警戒的“临界状态”；也曾为清理私搭乱建、消除火灾风险的城市清洁运动给市民带来的冲击感到唏嘘不已——私搭出来的棚屋可能是一家五口人必需的生活空间，可能是厕所，也可能是老人孩子的卧室。但最终，当我们走在大街上，却只能看到正在和老小区门口的社区干部撒泼大吵的“刁民”，有时我们完全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而吵，更不能明白他们吵架时牛头不对马嘴的言语。其实情况到了这一步，已经离“真相”很远了，以至于许多复制粘贴样的群体行为方式都变得不可理解，然而一旦我们开始对它们背后的逻辑有一定的了解，又会发现即使有了解，知道个中的情绪空间及其所指向的现实，也很难真的、从根本上理解它们，更难有针对地做出改变，因为一方面，生活从来不是确切的因果链条的合集，凌乱藤缠才是生活的原形；另一方面，片段式的了解所指向的往往是某些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复杂到我们每个个体都无从着手。在一切趋向悬隔延宕的年份，这种复杂性既与现实有关，也是我们继续悬隔延宕的借口。区别在于当我们在谈论复杂性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它的所指，还是仅仅在谈论这几个字。
复杂性是王梆在《贫穷的质感》中直面的对象，但她无意在概念的演绎上花太多时间，她笔下的复杂性似乎始终隐没在细节∕所指中——（在英国一家收费高达每周998英镑的养老院）“我趁接待人员不注意，半跪在地上，握住一位老奶奶的手，‘你好吗？’我问。‘不好……’她的泪腺立刻充盈起来，‘我的背好疼，这里也很疼……’她伸出脚，脚踝肿得厉害、轻轻颤抖，让我想起了19世纪那头用来做电击实验、叫拓普希的大象，惊恐万分地沉浸在某种静止的战栗里。接下来她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清，她的声音如此稀薄，犹如阳光下的雾水。”
王梆的这段话促使我回看自己的生活片段。如果改写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谈论历史学家时使用的句子，此处的转换得以发生，大概是由于她的描述让我觉得她“带来的不仅是确凿的事实，而是以相当丰富和一致的细节对某种生活方式、某个社会的揭示，与我们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社会或人们的彼此交往足够相像，这时我们才能接下来靠自己……而不需要别人为此做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们的那些官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与我们在理解（与一些演绎或推理结论相对）自己的社会时作用类似的官能”。[1]
居家办公期间，每天傍晚我都会遇到和自己同住一单元的一位小个子女人，她会推着业已半身不遂、身材颀长瘦削的中年男人（年纪看着比女人略大些）在小区里散步。有一次出门回家时我又撞见他们。我带了个笨重的行李箱，只能拖着走，进单元门时刚好和轮椅上的男人擦肩。他没有看我，却如被打开了某个开关，猛地抽搐起来，并且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叫。我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的行李箱误碰到他的痛处。忙低头查看却发现箱体离他挺远。但他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是抽动着、叫喊着，大约是向我这个闯入者示警。此时小个子女人正弯着腰，往从门口的三层台阶上铺方便轮椅通行的两块小木板。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你先过吧，就像楼道口只有我们两个人似的。我从男人制造的响动中勉强分辨出这句话。已经忘了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到底还是没越过他们，而是站在门口一直等到他们进了位于一层的家门。背影中，女人不复言语，男人则独自虚弱地颤抖着，滑向沉默。我禁不住感慨，惊恐、疾病、疼痛，这些与匮乏有关的“症状”总会和更多的匮乏相连，比如疾病与失语，或者是衰老与不体面，最终万劫不复。我根本无从判断女人和男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相似情形见得多了，我便宁愿相信她只是他家人花钱请的保姆。如此的相信当然不能改善男人的处境（是改善吗？），只会让局外人如我感觉好受一点。话说回来，小个子女人的“冷漠”不必然出于什么坏心思，毕竟面对这样一个困在语言和行动之外的人，她可能也需要保护自己的身心。（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或者是上海作家于是的小说《查无此人》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冲突。）我在假设的伦理学难题中摇摆着，有点找回了十几年前在大学上哲学课的记忆。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切实地被有如路障一样的伦理悖论困扰，最后颇有些反讽意味地察觉到了一种大概独属于当代的真实，一种交杂穿梭于荧屏内外的真实。
王梆说“魔鬼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是她最喜欢的英语谚语，它改变了她“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中养成的那种‘观光客式’的观察方式”。在《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一篇中，她拜访了一家英国的乡村果园。如果说“全球化”“产业化”与“西方”的勾连源于批判理论的政治正确，那么故事中斯蒂芬（一位典型的英国山区农民）的遭遇便作为细节中的魔鬼，站在了这种单一化视角的对立面。深受全球化之害的当然不只是“非西方”——
“父亲在世时，我们的水果曾卖给当代的农贸批发市场，再由农贸市场卖到水果摊上。”
“不可以卖给超市吗？”
“我们的品种太旧了，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而且数量也不够。要种出超市喜欢的水果，就得更新到最新的品种，洒更多的农药，给水果的形状定型，果园面积至少得扩大几十倍，还得建个有温度和湿度控制的巨型仓库，用于存放——因为超市需要来自世界各地且一年四季都不腐烂的水果。到了超市那里，被虫咬过一丁点的、长得不够圆的，都得被退回来。总的来说，要花一大笔钱。”
出于当代艺术的从业者和观察者的自觉，读到以上细节，我便很难再将批判全球化背景中超市之存在的形式限定在那些对超市形态的复刻上，更何况类似的句子我已经读到过两遍，第一遍是张晓在聚焦故乡烟台的艺术家书《一个故乡》里的自白。围绕超市生成的田野纵深显然要比知识层面的预想丰富太多，王梆和张晓提示我们，至少在苹果上，纵深可以一路延展到字面意义上的生产现场。诸如安德烈亚·古斯基（Andreas Gursky）直击超市货架的大画幅摄影、《徐震超市》、沃尔夫冈·提尔门斯（Wolfgang Tillmans）的水果摊快照固然有一定的批判效用，但它们远没有穷尽针批判超市，及其背后的全球化、产业化运作逻辑的形式可能性，它们都只是顺水推舟地关注了超市的光鲜表象。我家冰箱里有几枚放了很久的烟台红富士，它们不论看起来还是闻起来依然新鲜，一方面是果实自身的特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和王梆笔下乡村果园的命运相似，从果园到位于将台的我的冰箱，作为山东明星农产品的烟富苹果已经不知经过了多少轮考验，闯关成功的几乎都是“完美的”单只，自然是最放得住的。这些苹果，其外观和口味是隐藏在“超市逻辑”之下最好看的面皮，它们是一块块嵌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小荧屏，挡住了那些离真实更近的东西。
乔舒亚·斯珀林（Joshua Sperling）曾在传记《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A Writer of Our Time: The Life and Work of John Berger）中委婉地批评伯格——另外一位英国社会的深切观察者，他认为后者在个别著作中展示出一种知识分子对某些真实（如土地、农民、劳工等等）的过度着迷，比如过于巨细且亢奋地描写农民的日常生活，而缺少距离感和必要的归纳。斯珀林说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被禁闭感包裹的时代和情况雷同的生活空间里，像我这样写字的人面临的最大困境恰恰是过度着迷的反面，就是与全部真实的对象都有数不清的荧屏和无尽的倦怠感隔离着。记得有一次和朋友聊天，她说起疫情防控期间蓝色港湾商区停车场偶发的野生迪斯科，当然更有名的还是亮马河边的大party。人们像过节一样表达自己，很快有即兴的舞者被穿靛青色制服的城管队员制止了。舞者们一直用很垮的京片子说着“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像饶舌，痞里痞气，密不透风。我们开玩笑说这真的很当代艺术。又想到我某天去家附近的理发店，一位同样身着制服的城管队员正在批评店员没有戴口罩，言辞如同六年级的小孩教训四年级的小孩，紧张里带着幼稚的高高在上。城管队员的身材健美，大臂维度可观，一幅典型的当代都市青年模样。这些都是和最显眼的故事线不相合拍的细节，却可能是促成理发师热辣辣反抗情绪（后来给我推头的那位骂骂咧咧了好久）的导火索。我喜欢这样基于某些真实的联想，从亮马河边的城管队员到将台的城管队员，因为它正在帮助我用主流之外的眼光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它的复杂性。而《贫穷的质感》也在提醒我，所有和此时此刻有关的写作，乃至更广义的创作，都不可能仅仅是能指的游戏。
1. 以赛亚·伯林著，亨利·哈代编，潘荣荣、林茂、魏钊凌译，“现实感”，《现实感》（第二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文／ 胡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