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在为1988年出版的《有限公司》一书撰写的“后记”中，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决断”的问题写道：“一个决断只能产生于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超越了可计算的程式，而这种可计算的程式会摧毁所有责任，因为它会把责任转变为一系列确定性原因的一个程序化效果。”[1]在这里，德里达讨论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伦理和法律意义的决断，为了能够被称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决断，那么它就必然会被一种标记着偶然性、独特性、不确定性的“不可决断”的特质所萦绕，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决断，而是一个机械程式，一个与责任无关的必然结果。这便是“决断”的难题或绝境：每个“决断”都必须是对于具体的、独特的情境的回应，必须是不可重复、不可模仿、独一无二的行动，否则便成了机械计算或推演；但与此同时，每个“决断”又必须能够和所谓的政治事物的一般性（generality）、和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话语和伦理话语形成对应，否则便无异于一个无法被理解的疯狂举动。
在这个意义上，“决断”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无疑分享着相似的难题结构，因为“文学”同样是处在独特性（singularity）和一般性之间的一种存在。例如，在一篇关于文学的访谈中，德里达如此谈论文学的“独特性”：“[如果文学是]一种绝对的、绝对纯粹的独特性（假如存在这种东西的话），那么它甚至无法显现出来，或至少可以说，无法被人所阅读。为了能够让人阅读，这种独特性不得不自我分裂，不得不参与和从属于[某种一般性]。因此，它在文类、类型、语境、意义、意义的概念总体性等等中被分裂，并占据一席之地。它失去自身以得到自身。”[2]德里达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一个文学作品，无论它在创造性的语言使用或修辞上多么独特、多么别具一格，为了能够产生意义，为了保持哪怕最低限度的可读性，它都不得不从属于某个一般性或总体性的范畴、类型、意义结构，等等。
由此可见，“文学”和“决断”的确有相似的结构，哪怕两者在日常用语中并不经常被放在同一个语境中谈论。在“独特性”和“一般性”之间，或者不如说，正是这样一个稳定的、平衡性的“中间”位置的缺席，铭刻了“文学”和“决断”的绝境性质。于是，一方面，具体历史情境不断提出的政治和伦理要求，迫式人们必须做出及时而负责的回应，做出决断——它可能是一个手势、一个宣言、一份文件（在此我们需要注意：“书写”在某些场合恰恰模糊了“文学”和“决断”的边界，而我们知道，“书写”本身的边界无法被局限在任何一种特定的载体或形式上）——但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表达和动作，都不得不经过各种中介（媒介的、制度的、文类的、言语性和非言语性的）才能被人们辨认、理解、传播、翻译、接受或拒绝。
不过，这种绝境并不意味着“文学”与“决断”是不负责任的、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至少可以说，如果“决断”所要求的具体性、人格性、当下性和及时性不可避免地遭到种种中介的延宕和稀释——仿佛卡夫卡（Franz Kafka）小说中那个试图将皇帝的圣谕传达给远方的某个人、却在层层叠叠的官僚体制中无法前进的小官僚，仿佛德国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毫无疑问，纵观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他是与“决断”一词最密切相关的思想家之一）在1950年代写下的一篇小短文《关于权力的对话》中透露的那个被身边各种势力掣肘的“主权者”形象，仿佛任何一个做出决断者的意图或意志都注定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那么可以说，每个“决断”都将多少染上悲剧性的色彩，因而显得比“责任”更加沉重。同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和“决断”的第二层关系：事实上，从来都不存在政治和伦理上“纯粹”的决断，哪怕历史上的每一次政治和伦理决断都试图将自己呈现或掩饰为纯粹的、绝对的、独特的、不可置疑的。于是，对于“决断”的语言、动作、姿态、措辞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和修辞分析、辨析乃至戏仿，无疑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所谓中国“新时期”文学和其后的现代派文学，为此提供了大量再明显不过的例证。）
更进一步，“文学”对于“决断”的纯粹性和独特性的模仿、动摇、质疑甚至瓦解，反过来也可以在积极的意义上向我们提示，任何一个政治和伦理的决断、任何一次奠基性的（言语）行为，甚至任何一个立法式的文本想要产生效力所必需的可能性条件：无论是对于法律的特定阐释，还是对于新秩序的宣告，政治和法律的话语无时无刻不在规定、规范、生成自己的语境和疆界——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这些话语（期待）产生现时效力的方式，与“文学”的无中生有一般的虚构，恰恰构成了形式上的对应。再一次地，“文学”和“决断”分享了相似的作用和语法。对此，我们同样可以援引德里达在前述访谈中的一段话予以说明：
“文学与‘司法’、与制度性建构的法律—政治制作、与各个国家的体制、与根本的立法分享某种权力和某种命运，甚至与发生在法律起源之处的神学—法学的述行话语分享某种权力和某种命运，文学还可以在某一点上超越它们、质询它们，将它们‘虚构化’——当然，文学（几乎）并不提出积极方案——其方式便是，文学生产出那些在‘真实性’或持久性上从来无法确保的事件。不过，至少可以说，正因如此，这些文学生产出来的事件在思想上更有启发性。”[3]
如果在现代性的文化—政治条件下，“文学”总是已经分享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政治制度和立法，甚至超越了“在法律起源之处的神学—法学的述行话语”，那么，所有迄今为止被认为具有神圣性、独特性、不可接近性乃至不可阅读性的奠基性文本，都必须被广泛地阅读、解释和批评：在“文学”所承诺的“阅读共同体”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排他的读者或阐释者，也不存在一个无法被多重阅读的文本。
事实上，正如《圣经》在历史上的流传和传播的曲折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单义的、绝对的文本，正如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单义的、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决断”。于是，每一次写作、阅读和阐释，都有可能促成一次新的事件，并在私人或公共的意义上带来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时间和新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决断”。——不过，这个论断恰恰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决断”一词。
在此，有一个简单的文学文本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2003年播出的日本动画片《奇诺之旅》（キノの旅 -the Beautiful World-）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游历各国的主人公奇诺（和她那辆会说话的摩托车“艾尔梅斯”），来到了一个名为“预言之国”的国家，那里的人们告诉她，根据本国德高望重的北方大祭司对一本流传至本国的“预言之书”的经文阐释，这个国家即将在三天后灭亡。自然，三天之后世界并没有灭亡；面对人们的质疑，南方大祭司站出来说，之前的解经是错误的，根据自己正确的解读，这个世界应该是在一年后迎来灭亡。奇诺离开了这个国家并来到了“传统之国”，在那里，人们经历了一场摧毁所有过去传统的革命之后，焦虑地发明各种新的“传统”习俗来迎接到访的游客。在“传统之国”短暂逗留后，奇诺又来到一个名为“悲伤之国”的国家，那里所有人都因为一首世世代代不断吟诵的诗歌而陷入悲伤的情绪——这首诗歌最早为一位诗人所作，而它也正是流传到“预言之国”的那个被当作“预言之书”的文本。最后，奇诺在离开这个国家后，沿途遇到了另一个国家的军队，他们正要去攻打“预言之国”；因为根据他们国内的一则预言，为了避免世界灭亡，就必须把一个碗状的东西消灭。在他们看来，“预言之国”的形状正像一个碗。而不出意料地，这一阐释的依据，同样是那本“预言之书”……
从以上的简单勾勒不难发现，这则短小的寓言故事，阐述了文学作为“述行话语”的基本特征：话语如何发生效力，并不取决于言说者的主观意图；甚至可以说，言说者无法控制话语的效力。正如“传统之国”的人们致力于发明一个又一个新的“传统”，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外来者的“好客”才是他们无意中形成的真正传统那样，诗人的悲伤之歌所带来的效力，早已远远超出了他当初借助诗歌表达的对于亡妻的哀恸。不过，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不确定性：可以看到，这则悲伤之歌在故事中带来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现实效力——所有这些效力都超出了诗人的主观意图：一方面，这首诗歌令整个国家陷入悲伤，从而重塑了共同体的基调（这个国家不仅从此被认识为“悲伤之国”，而且人们会世世代代选出一名吟诵悲伤之歌的少女）；另一方面，这首诗歌流传到其他国家，带上了预言性质，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对于世界的认知。换言之，无论是将这首诗歌理解为抒情或寓言，无论是关注它的内容或形式，它总是已经超越了所谓的“字面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将诗人类比为“立法者”，那么这种奇特的“立法”的特征在于，立法者不仅无法确定由此产生的秩序、法律、规范、道德，无法限定这个文本的性质和边界，甚至并不意愿自己行为所产生的“立法”效力。[4]我们可以借用德里达喜欢的一个矛盾修辞来说，文学是一种“被动的决断”，一种将自己开放给“他者”的“决断”。这种决断并不指向对法律体系的悬置，甚至不指向做出决断的主权者的人格身份和位置，而是指向无法预期、无法规定、无法与之产生实质性联系的他者或他异性（alterity），而这一无法被还原为任何一种特定身份、无法被坐实或化约为某个特定群体的他者，又无时无刻不作为偶然性而镶嵌在每个看似绝对的、独特的、无可置疑的、无法重复且无法否定的政治决断之中，甚至镶嵌在我们自身的时间和操持之中。
不过，一旦我们将“文学”和“决断”划上等号（尽管它是一种奇特的等式），我们似乎不仅取消了“决断”的主体性、人格性和政治性，甚至取消了“文学”这一近代装置的历史性和它作为一个模糊的范畴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形成的各种丰富多元的、近乎不可调和的驳杂内容。更何况，作为“决断”的“文学”，决不意味着将政治决断的权力（甚至是高于政治决断的权力）不由分说地交给文学家，无论她自己是否愿意，更不意味着将“文学”与“政治”等量齐观或截然对立起来。
让我们暂时离开德里达、离开他笔下涉及文学、政治、责任和独特性的种种悖论。让我们在这里略显突兀把“文学”和“决断”这两个词嫁接在一起，让我们尝试把两者的关系暂时地、形式性地、形式主义地写作“文学·决断”，让我们借助这个奇特的表述来呈现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重复一遍：这个表述所包含的两个语词在现代读者那里容易引起的联想——例如，“文学”主要涉及私人性的阅读和写作，而“决断”则主要涉及严肃性、人格性，涉及做出决断者的献身（commitment），“文学”似乎与游戏、娱乐、劳作、消费、日常生活相关，而“决断”似乎与个人或集体的命运、历史、职责、非日常的事件相关，等等——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内容。恰恰相反，这两个词之间的距离，即象征性地由“文学·决断”这一表达中的黑点所隔开/连接的距离，要求并催促我们重新思考政治性的决断，重新思考文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占据的位置，重新思考我们碰巧置身的共同体之中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换言之，“文学”与“决断”之间的连接方式、互动方式、对峙方式，始终有待被重新想象、定义、创造、动摇、颠覆——在严肃与非严肃、个体性和集体性、对峙和逃逸等二元对立之间、之外、之上或之下。
注：
1. Jacques Derrida, “Afterword: Toward an Ethic of Discussion,” in Limited Inc., ed. Gerald Graff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6.
2. Jacques Derrida, “‘This Strange Institution Called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in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Literature, ed. Derek Attrid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68.
3. Jacques Derrida, “‘This Strange Institution Called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 p. 72.
4. Cf. Ovid, Metamorphoses, trans. David Raebur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Book 11, pp. 422-25.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