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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杜莎到英伟达:算法的原初场景

卡拉瓦乔,《美杜莎》,约1597年,木板油画,23 5/8 × 21 5/8英寸.

扬·图姆利尔(Jan Tumlir)与杰弗里·斯图克(Jeffrey Stuker)多年来合作过多个不同项目。他们曾举办一系列以“拟态”(mimicry)为主题的公开研讨会,地点遍布洛杉矶各地,包括Public School空间(2019年)、Gattopardo画廊(2022年)、Fulcrum Press(2023年)和Ehrlich Steinberg画廊(2024年)。围绕这一主题的许多思考后来收录在由他们共同主编的伦敦期刊《Effects》第三期中。这期刊物包括他们共写的文章《拟态ABC》(ABC of Mimicry),一份由三个字母词条组成的术语表,其中开篇就包括讨论“算法”一词的历史、隐喻和词源的条目。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展开。未来几个月内,还将有另外三个词条在此陆续发布。

算法1: 论古代奥义

1.1 我们知道,算法(algorithm)与代数(algebra)相关。词典中将后者定义为“形式数学;方程分析;借助简洁且高度系统化的符号对数量关系进行推导的艺术”。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各种形式的代数方程,但直到很久以后,方程才被整理成一套形式系统。波斯数学家花拉子密(Muḥ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通常被认为是确立代数这一学科的关键人物,他的《代数学》于公元830年问世。“代数”一词正是来自书名中的al-jabr,由此衍生,又出现了“算法”一词。然而,当后者被缩写algol(Algorithmic Language)取代时,又牵涉到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参考体系,指向天体运行与神话中的怪兽。除了指代一种数字语言外,algol也是英仙座中一颗“变星”(variable star)的名字。这颗星与蛇发女妖戈耳工(Gorgon)被斩下的头颅相关,希腊英雄抓住它那头蛇发将其高高举起。algol又与阿拉伯语al-ghül相关,意为恶魔或食尸鬼。乍看之下,这些语言上的关联似乎纯属巧合,但其实并非无关紧要。我们对算法的历史考掘,正是从这一词源学的十字路口开始:在这里,可变计算与古代奥秘彼此交汇。

《手持美杜莎头颅的珀尔修斯》,西德尼·霍尔(Sidney Hall)作品,出自星象卡牌《乌拉尼亚之镜》(Urania’s Mirror)第六幅插图. 该卡牌与杰霍沙法特·阿斯平(Jehoshaphat Aspin)所著《天文学通俗论》(A Familiar Treatise on Astronomy,1825)配套出版.

与所有神话一样,美杜莎的故事也围绕起源之谜展开。但这个谜题与我们作为有机生物的生命起源关系不大,更多涉及我们的“第二天性”的适应机制。在此,一种原初的恐惧来源——那能够使人石化的凝视——被珀尔修斯(Perseus)借助一面高度抛光的盾牌反射开来,以此对抗怪物。这面盾牌实质上就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将其视为后来一切再现与复制装置的雏形;而美杜莎象征着自然状态最令人畏惧的面目。她那邪恶的凝视将存在之前(pre-being)与存在之后(post-being)联结起来。它是我们从中诞生、最终又回归其中的黑洞。从这一角度来看,珀尔修斯的计谋象征了我们与图像及成像的关系,与其说是对生命的再现与摹仿,不如说是对生命的冻结与制伏。

与戈耳工交锋后,珀尔修斯将她被斩下的头颅带到集市广场(agora),作为礼物献给雅典娜。这件致命的战利品随后被她用作一种支配手段,或者亦可称之为一种“技术”(technology)。雅典娜将头颅镶嵌在自己的盾牌上,当她把盾牌转向敌人时,那目光能让对方当场石化。更重要的是,女神从怪物那里获得一种全景权力(panoptical power),无论是否被看见,这种力量都在发挥作用。仅凭这一凝视的威胁,就足以制伏所有潜在的对手。我们可以由此开始思考一种先发制人的图像,即使不在视野之中,它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因此,今天仍被复制于军事服饰与徽记之上的“邪眼”图像仍具有某种持续的效力,尽管这种力量在复制中无疑已有所微弱。

如今,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习惯于谨慎地面对图像,将它们视为能够反过来凝视我们的面具。随着光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知道“邪眼”不仅能将生命僵化为一块石头,还能从生命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以维持图像的持续生成与流动,而我们自己却正在被吸向远方的消失点。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图像反射——借助电脑屏幕这面配备了特殊“眼睛”功能的镜子——以控制论的方式引导世界运行的努力,正陷入一种悖论。沐浴在无需外力协助就能迅速演化的虚拟现实的光芒中,我们却日益陷入瘫痪。与此同时,这种与全神贯注甚至着迷相关的状态,又被积极地向四面八方投射。一旦被传染,就只能继续传播。如今被频繁用于描述媒体运作的“病毒式”(viral)一词,直接指向这种图像性传染(imagistic contagion)的概念。但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接种的可能性,或是我们在与图像的往来过程中所蕴含的“辟邪”元素。毕竟,美杜莎的头颅可以被转过来,然后像面具一样戴在脸上;“邪眼”也可以替代我们自己的眼睛。法国那位特立独行的超现实主义者、“对角科学”(diagonal science)的实践者罗杰·卡卢瓦(Roger Caillois)对此这样阐述:

“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人类都对凝视的目光怀有一种顽固、几乎无法根除的恐惧,那种凝视让人僵立原地,瞬间剥夺思想、行动与意志。人类害怕自己面对这个圆形装置,它可能让人失去意识或招致死亡,能够杀人或将人石化。人类对它恐惧不已,但与此同时,又试图利用这一恐怖的工具,反过来掌控它。他们创造出种种奇特的怪物,唯一的目的就是从它们身上榨取这令人瘫痪的力量——面对这种力量,他感到自己毫无防御能力,却又希望将其夺取并为己所用。”

罗杰·卡卢瓦,《美杜莎的面具》封面.(Clarkson N. Potter出版社,1960.)

法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状态:méduser。作为动词,méduser 意为“使人瘫痪”或“使人石化”。卡卢瓦在1960年出版的《美杜莎的面具》(Méduse et cie / The Mask of Medusa)中反复使用这个词,并循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脉络追溯这一催眠现象的源流。作者援引动物学中拟态昆虫的研究,以及民间传说、寓言和神话中有关人类模仿并习得这类拟态行为的叙述,提出一套明显脱离当时艺术或科学领域中任何主流标准的成像理论。当时,这套理论或许显得牵强,而在今天看来却不尽然。“圆形装置”、“恐怖工具”,卡卢瓦的这些用词引导我们透过技术的视角,去理解这只令受害者迷失方向并耗尽其生命力的眼睛。他的叙述仿佛已然预示了一个由光传感器与扫描仪、渲染与建模程序、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全息投影、头戴设备与手套模拟、触觉遥测等等构成的未来。一旦配备了庞大的数据存储能力,它能够保存我们自己制造的每一张图像,在私有化的公共网络上展示与传输,再利用它们训练大语言模型,以模拟人与物的逼真外观;同时,它还可以利用同一批数据,在愈发精准、近乎法证化的营销中,将物乃至人本身货币化。这些图像与商品的流通,看似映照着我们自己的身份,如同一面由我们的亲近关系与偏好所构成的镜像。但事实上,我们应当从这一过程中辨识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平行关系:它所对应的并非镜子所带来的自恋式自我肯定,而是一道中立的目光——任何试图从中寻求自我肯定的人,都会被它吸纳其中。再次强调,这面奇特的镜子同时也是一副面具,并催生我们在网络上的化身阵仗:虚拟形象、话题标签与用户名等等。如今,这一装置已不再局限于教派仪式、戏剧、庆典或战争的场域;它跨越了所有不同语境,将它们的功能整合成一款无所不包的应用程序。它许诺以超自然的方式延伸用户自身的能力,但实际上却反向运作:消耗人类的生命力,将其置于一种持存储备的状态。它无休止地运作:这个“镜子-面具”是一款无法卸载的应用程序。

1.2 卡卢瓦笔下的“奇特的怪物”形态各异:有神性的、生物性的,也有机械性的。在我们尝试思考算法(而不是解释算法)的过程中,我们决定将这几种形态混合。关于算法的解释已经不胜枚举,且往往流于平庸。本项目的指导原则之一,是从层出不穷的即时新闻中退后一步,回溯至这样一个时代:彼时,我们今天正在亲历的一切,还被视为可能性地平线上一个遥远的点。即便在最当代的算法论述中,仍然弥漫着某种惊异感,而这恰恰印证了一种认识:算法属于某种超人类的事物范畴,近乎神性,又形同怪物。由此看来,卡卢瓦在动物学与神话志方面的研究倾向绝非不合时宜。同样如此的还有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这位具有哲学倾向的自然研究者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作为前线士兵的经历赋予他一个清晰的观察位置,目睹了直接影响我们当下的人类技术官僚化转型的萌芽阶段。从主观存在向客观物质的转变,在容格看来,正发生在那些从世纪初就定义了整个二十世纪基调的战场上,表现为“总体动员”与死亡停滞之间的交替。在1934年一篇尤为敏锐的文章《论痛苦》(On Pain)中,他宣称:“今天,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那个自我满足、自我批判的个体世界已经终结;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尽管仍广泛存在,却已在所有决定性的方面被推翻,或被其自身的后果所驳倒。”在这里,美杜莎的神话再度浮现,这次它与摄影的论述相关:

“照片游离于感性之外。它具有望远镜般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出,被拍摄的事件是通过一双无感且不会受伤害的眼睛所观看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记录飞行中的子弹,也能够捕捉一个人在爆炸瞬间被撕裂的画面……因此,摄影正是我们这种独特而残酷的观看方式的体现。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邪眼,一种魔法附体。” 

玛莎·勒帕克佩戴“另一种视野的眼镜”(Lunettes pour une vision autre),1965. 摄影:Julio Le Parc.

在视觉技术媒介化过程中,一种全新且极度延展的感知形式应运而生:它与视觉器官分离,因而具有某种准自主性。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面对摄像机时便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他那场表演性讲座《电视》(Télévision)被录制下来,随后于法国电视黄金时段播出。被机器之眼钉在原地的拉康明显流露出不自在,但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近乎兴奋的热情:他正在“做电视”,并成为一个电视人物——尽管是不太寻常的类型。他以批判性的方式误用这一媒介,加之戏剧化的演说方式,构成了对抗镜头所导致的情感耗损的最后一轮攻势。成像的自动化始于作为“自然之笔”的照相机,随后经历了机械、电气直至电子化的演化;与这一进程逐步对应的,是观看者日益加深的感官麻木。这些年来,图像本身也变得愈发“坚不可摧”、愈发具有“望远镜式”的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军工复合体在两场世界大战期间发展出来的技术。也就是说,经过精密加工的图像逐渐脱离了具有感受性的物质载体——曾经,银盐明胶附着于纸张之上,其晶体在纸面经由曝光留下痕迹。物质文化中的这种转变也伴随着情感上的代价。这一转变可以简单概括为:感觉已让位于冰冷的信息。

1.3 今天,图像的重要性似乎已不再取决于图象学内容,而在于收集和传递信息的运作过程。在算法的支撑下,每一幅数字图像都与其他图像(甚至所有其他图像)相互关联。它深入过往实例的深井之中,讲述一个以不断加速的速率持续增长的“漫长的故事”,并从这个日益膨胀的数据库中生成自身的新实例。令人惊叹或反常的图像在我们的屏幕上闪现,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回应着控制论式的概率计算。这些是严格意义上的拟像:没有原件的复制品。它们从数据尘埃构成的灰色迷雾中成形,如同一片点云,其中每一粒微尘都像容格笔下“飞行中的子弹”那样可移动且可测量,产生速度向量和尾迹。计算机生成图像(CGI)正是在这些浮点不断排列与重新排列的过程中产生。这类技术固然新颖,却又将我们带回文章开篇所提及的古老占星学。在无数星辰之中,我们仅仅选择连接那些具有形成图像,或者说,具有形成神话图像潜力的星星。如今,我们再次准备好“阅读那些从未被书写的内容”,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人类最早绘制宇宙的尝试所作的精辟描述。事实上,当我们凝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屏幕时,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这种由算法编写代码的图像从自身之中生成自身——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某种自创生(autopoiesis)。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是一种完全缺乏有机生命基础的自创生。实际上,这种图像不过是幻象(phantasm),或者借用当下人工智能讨论中经常出现的术语,这是一种幻觉(hallucination)。它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效应:是某种事物(代码)在生成另一事物(现实)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东西。若向这个黑箱深处看去:它宛如夜空,点点星光在一片冷漠且毫无意义的虚无中,带着神秘的意图闪烁。在键盘和触摸屏上,我们的手指在这些光点之间描画路径。在我们与图像往来的每一刻,我们似乎都在把手伸入黑暗。而最令人恐惧的,或许是在那阵令人亢奋的冲击消退之后的沮丧时刻。我们意识到,这片将我们包围的深渊保留着我们行为的印记。正是在图像粒子之间的负空间里——在那里,虚无凝结成一种记忆海绵——我们与一切人工生命的指挥控制中心产生交流,哪怕我们对此浑然不觉。实际上,图像已成为一种存在形式与另一种存在形式之间的界面。它一方面任由我们天马行空的构想摆布,另一方面又捕捉着我们的触碰。这就是它“看见”我们的方式。

英伟达(NVIDIA)办公楼. 摄影:Andrej Sokolow.

算法是一道搜索方程式。它与我们的搜索引擎密不可分,而在算法的支配下,这些搜索引擎逐渐获得了自主意志。算法几乎能对用户的一切搜索记录逐项记录并交叉比对,因此近年来变得无比强大。它不仅能以近乎光速的速度呈现我们最想看到的内容,还能够抢先一步向我们展示接下来会出现的东西。极端情况下,这种成像的加速势必与惯性纠缠在一起。我们已经有所察觉:在无穷尽的变化以及形变所带来的兴奋感之下潜伏着僵化。图像屏幕那诱人的界面是一副面具,透过它,我们或许能再次看出戈耳工那双幽暗的眼睛。科技巨头英伟达(Nvidia)的CEO们无疑也看到了。他们为公司设计的logo让人联想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那只“全视之眼”,但这是一个螺旋状的绿色眼睛——或许宣示着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尽管这一承诺值得质疑。话虽如此,这个logo也可以引出一种更不祥的解读。公司名称最初使用缩写“NV”,意为“下个版本”(next version),后来才拓展为Nvidia,与拉丁语中“嫉妒”一词invidia谐音,而后者也常与一种敌意且具有破坏性的凝视相关联。在罗马艺术中,invidia有时被描绘成一个面容憔悴、近似美杜莎的形象。如今,她正盘踞在微芯片、游戏主机与自动驾驶汽车的领域之中。

1.4 本雅明在《拱廊计划》(Passagen-Werk)的“J卷”(Convolute J)中,收录了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一段话:“如同美杜莎之盾/石化的不安之像。”还有什么比这更恰当地描述这种结合了镜子与盔甲、防御与攻击、回忆与预言的装置呢?苏珊·巴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曾指出,凯勒的这段话与本雅明独特的媒介分析纲领形成了强烈共鸣,而这一纲领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停滞的辩证法”(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那么,就让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让“石化的不安”这个可怕的念头成为一种辩证思考的意象,以及推动论述继续展开的动力。换言之,我们既不站在技术鼓吹者一边,也不站在那些为“人类的命运”担忧的人一边;既要避免未来主义的夸夸其谈,也要避开怀旧式的惋惜。在撰写本文时,我们选择沿着算法自身的螺旋轨迹前进,在时间中往返穿梭。我们的主题本身就会煽动一种阐释的狂乱。而当我们转向算法的数字与计算层面时,这种狂乱也丝毫不会平息——那正是下一篇文章将要讨论的主题。

译/ 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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