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当代政治艺术在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中，越来越不只是当代艺术潮流中的一种类别，随着双年展和主题展以参与、互动、知识生产、文化生产为名的策划和讨论，逐渐地变成艺术表达中几近“时代精神”的徵候。一方面似乎在政治性的意识开发上是有所成效的，但另一方面不可讳言的是，“政治”或“政治性”也以着各种方式商品化、形式化。
这个问题对于亚洲、南美与中东的当代艺术家而言显得更为复杂，因为全球化的艺术机制不仅开发出许多需要国际支持的区域政治，也让这些文化权力较为弱势的艺术家有机会受到青睐；但同时间“他人之痛苦”的可见性常常在国际展览中变成为一场场艺术“飨宴”，并以表扬各地的文化代理人和艺术家作为补偿。明显地，朗西埃前后以“感性分享”和“获解放观众”为主轴讨论通过美学而启动的解放，无法面对上述政治艺术（或说批判性艺术）层面的挑战。
相对于这种灵活而无坚持的当代体制，我们目前能够期待的可能不是策展人，而较是艺术家的作为，以及学术对此的严肃思考。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代表艺术家苏育贤，这几年不断与各种涉及民间生活或习俗相关的社会底层劳动者进行访调及合作；今年四月他于台北耿画廊推出名为“花山墙”的个展，或许可以说是陈界仁、姚瑞中之后，一个异类的政治艺术参照。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苏育贤没有继续待在对他创作算是友善也有所期待的“台北”，而是在以色列的驻村和展览之后，回到隔绝当代艺术的乡镇环境中。
他从父亲的政治情怀以及乡镇庶民宗教仪式中，分别接触到关于人的不同关、不名之外。这些被现代论情结所排除或隐藏的特殊关係，让他深刻地领略到在官方感性分享之外，存在着一种连结个体、历史与政体的感性经验和批判想法；而不是通过欧洲中心论的知识、样式，以及所谓现代性或当代性等普世性投射来加以想像的政治。“花山墙”是一种政治生活的形塑与追寻，艺术家将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一桩自焚事件和民间常见的“祭拜亡灵”仪式进行连结，这两个原本被切割分配在不同位置的项目，在虚构的录像中浮现出重新连结历史与生活的政治契机。
录像中我们看到的是祭拜亡灵时所製作的巨大纸扎屋，这布满象征物件和生活用品彷造物的构成自身，是一种文化发展中混杂不同文化（汉文化与日文化）、不同社群经验以及不同时期对彼岸的想像所生成的“不明之物”。这个再也无法单纯地以两种语言进行翻译的构成物，被艺术家虚构为一位政治角色前往彼岸（阴间抑或未来）的通道，这个通道既是一种政治述说也是一种艺术空间。如同艺术家以乌龙面为例的说明，这个作品就像是卡在喉咙的乌龙面，一半还留在汤碗中（现象的浑沌），另一半则进入肠胃（内化到个体或掉入历史阴影中）。
就像作品中以古汉语腔调的唸白述说故事，整个作品製作的进行以及展呈的方式，也都审慎地与道士师父商量进行必要的仪式。一个冷战尾声的民主政治事件变成今天我们必要面对的幽灵，这个重新面对幽灵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历史的重新追问，如此，艺术家完成了一种在台湾或华人地区少见的“美学政治”，既不同于国际双年展样式、也不同于民俗采集，从欧美的观念艺术经验到田调的实践行动，成为一个值得我们进行深思的艺术时刻。如果就2013年上半年来看，或许另一个创新手段却相对隐晦的展览，可能就是吴山专与英格的《小肥姘》计划。
黄建宏，现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跨域研究所副教授，从事关于影像与策展的研究。
文／ 黄建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