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做威尼斯双年展时我其实试图做一个极端的展览，但做好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部分比较极端，因为这个所谓的香港馆，但我不想做一些很代表香港的东西，我就重新再问：我自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香港？后来找到了四个Keywords（关键词）：爱，恨，当下，方向。我觉得对香港的感觉，也跟我自己做作品的经验有关系，我以前处理的是爱和恨之间很小的一部分，那种所谓不清楚的状态和情绪。而香港永远都是当下的，又不会放假，在中间已经主动遗忘了很多东西。可能那个展览本身反映不出来，起码情绪上比较极端。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香港，第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整个人在改变。我想情绪上是比较极端，形式上基本上不想，比如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做比较多纸版画，这次一张都没有，好像故意把以前的东西放弃了；但不是说因为要做新东西那么简单。应该说我对情绪很敏感，我不会乱发脾气，但是很敏感，这个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每天花两个小时看新闻，主要是香港的新闻，看完每天都有杀人的冲动——当然是针对某些官员、特首等等。我就是香港长大的，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知道改变不了。我刚才说的当下就是这种感觉，香港太主动忘记自己的事情。
政治性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也是有的。特别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真的是想反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那种很平面的生活。我从来没有想事业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想，所谓艺术家就是很纯粹的事情，做喜欢的东西，是不是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这已经变成一种生活状态了。后来政治性慢慢出现，有一些东西我是想放到作品里边，但是没有做，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如果想要改变一些事情的话，艺术没有用，我倒不如上街抗议——但不是用艺术家身份，是用一个市民的身份。比如上次在箭厂空间做的项目，用了蔡琴1989年出版的最新专辑。我没有特意地把政治或者社会的一面在作品里前台化，也没有特意拿走，有配合的时间我就放进去，但是那种放进去也不是说我要给一个很强的评价——对我来说，我做的事其实只是简单的过自己的生活，可为什么我变成艺术家才可以这样做？这个特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最近五、六年出现的艺术家都去参与政治，而且是用艺术家的身份。对我来说，一个所谓好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个体都有选择，不是一窝蜂做一个事情。香港很特别，早几年年轻艺术家在想画廊的事情，突然过了几年，现在不是去种田，就是去做社会运动。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不正常的，就是一窝蜂去做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表达的渠道比较多，起码我就会觉得不一定用艺术说一些话，因为我很实际地想：艺术并没有什么用，做一个作品出来给谁看？香港艺术观众那么少。但我上街用一些其他方法去制止某一些组织，可能比较有效。而且我觉得要看你自己是什么人，去做什么事，不然我会觉得这是资源上面的错位。
对于作品的材料，我其实都是很直觉的。最初的时候，用我自己的“布”的时候，还是会放一些杯子在那边，那堆物件自然就会造成一种奇怪的的联想，后来我觉得如果我放一个杯子在那边就可以达到那个目的的话，就放一个杯子好了，根本不用加工。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应该自己做一些东西出来放在那边，后来我觉得要就做，不要就不做，没有对跟错，只是看需不需要。因为我也自己做过桌子，不停地用它，这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做一个桌子。我的作品跟材料有一个关系就是：其实我的作品没有什么概念，只是看起来好像很有概念，其实没有。
关于消费的问题，因为我跟画廊合作也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会倒过来想怎么利用这些情况去创作更多的可能性，告诉其他人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作品里边可能有一些杯子，藏家想买就买；但如果你自己想买一些杯子回来，放在作品那边，我会告诉他这也是对的，因为这个感知上边的东西应该是公平的：至少要告诉别人，你看到的杯子就是杯子，我没有骗你，也不用骗自己说；如果你觉得很喜欢，只是因为你跟我可能也差不多。但是公平不是很片面地说要把某一些面向都否定掉，因为艺术行业是一个很奇怪、很极端的行业，经常否定某一面，不是否定商业，就是否定一般人。这个系统把艺术行业不停地推动，不停地推动这个行业、工业本身，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儿无聊，因为永远都是两个极端，你告诉自己你在解决问题，其实你没有解决问题。
对于自传性的东西，这个已经不可以否定，我最早的作品就记录了我某一段时间的生活，去野餐，跟朋友吃饭，起码对我来说也记录了我那个时候的情绪状态，包括我用什么颜色，用什么图案等等。所有我叫做“setting”的作品，都跟当时的心理状态有关，根据情绪反应做出来的；只是我不会纯粹地跟你说我有这个情绪，我还是试图把它跟不同的议题联系在一起。我不能否定它不是“自传”——我也不敢说它就是“自传”，我只能说不可以否定。
香港的当代艺术现在有点儿给行业本身的发展牵着鼻子走。好像好多博览会，越来越大，很重要，还有很大的画廊进驻等等，这些对某些艺术家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政府本身也很支持所谓的文化产业。其实创意产业是很无聊的一个字眼，香港本来就没有什么创意的，没有什么创意怎么会变成产业呢？创意是新的，怎么变成产业是另外一回事，是之后的事。我从香港搬到台北，其实在台北的时间也不多，大部分时间在外面不同的国家，我回头看香港的问题，就是觉得他们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之下把自己压得很紧，把想象力放在很窄的空间里边，只想行业本身，其实香港所谓的艺术发展是因为某些很现实的条件才出现的，比如免税、二十四小时工作、语言方面等等。
艺术圈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完整，其实没有很完整，起码没有什么策展人，这个是真的，因为策展人不是突然间出来的，是需要时间出来的，比艺术家更长的时间，这样看整个系统在很基本的东西上还是缺乏的。因为这种繁荣现象并不是香港艺术圈本身要求它发生就发生的，不是自然的，所以艺术家本人或者艺术行业里边的人就把自己的想象力放得非常小，很无奈。这个行业最搞笑的、最吊诡的地方就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行业的话，它真的会变成一个最惨、最可悲的行业，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但其实也可以去正面一点儿处理它。但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视野很窄，其实这个也呼应我早一点说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去种田就是去做社会运动。这没有问题，是个体的选择，但为什么艺术圈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都跑到两种极端上去了？其实这种做法跟他们要找画廊是一样的，基于一种很窄的想象力：好像我反对商业，我就去种田、做社会运动；另外一些觉得艺术应该跟生活、政治没有关系，所以我纯粹地做一个商业上比较成功的艺术家。这种想象力把生活的处理得十分片面。
我觉得身份问题是不用想的，因为对我来说好像你是一个男人，而不用想你为什么是一个男人。而且文化身份是不停变化的，当然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但是要处理的是不是一定是艺术家，我觉得不一定：你希望让艺术家好像做研究一样站在那边不停地找吗？我比较相信不停变化，你看回头对现在没有帮助，我也不觉得会帮助你了解自己更多一些：因为我看到的终点是香港总是主动忘记自己的身份，这个也很吊诡的。
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老外策展人，他刚来香港三年，也很主动看回历史。我们之间有过沟通，我发现很夸张的是他告诉我的很多香港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而且他告诉我之后我连听都听不懂，不是语言上的问题，就是我听不懂。我搬走也是这个原因，没有距离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身份问题，不然就坐在那儿不停地骂。好像梁志和（香港艺术家）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看身份会问题，也是在保持一个距离，不然身份问题会变成很恐怖的概念，会变成民族主义或者歧视，就是我的种族最好，你的种族很差。不只是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有身份问题，这四个字眼儿让人很迷惑，听起来很厉害，一定要研究一下，也觉得跟自己真的很有关。但我自己常用很简单的比喻：听起来好像作为一个男人很重要，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男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作为一个“好人”。那么对于身份问题来说，就是其实什么是香港人并不重要。
文／ 采访/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