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泰康十年，其实我们做这个“从复兴门到草场地：泰康空间2003—”展览的时候要呈现的就是这个事儿：一个空间，从最早的策展人用一个地方，到开始考虑什么是空间，再到带着问题去理解空间这个概念，再到找到自己的定位、理念，逐步深化这个理念，以至于到后来形成一个我们自己的思考断代的方法和体系，这就十年了 。
非营利机构、美术馆、画廊所有这些概念中国都没有，这些概念都来自于西方。我们的艺术界很开放，也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参观，或者是参与各种国际展览活动，所以这种感性或者直观的经验非常多 ；但当你真正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如何经营真正适合中国的、在本土接地气的空间？这其实需要我们用经验或者摸索给出一个我们自己本土的定义。
当泰康空间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别具体的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开始都是模糊、朦胧的。楼下的展览有一个大事记，基本上记录了每年当时大概有什么展览发生，但最开始的阶段其实只是之前工作方式的一种习惯性的延续。因为之前作独立策展人，圈子跟外界基本上没什么联系，是封闭性的，所以成立空间对于所有策展人来说都存在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当代艺术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想让外面的人认识你、接受你或者至少跟你握个手。艺术这么小的圈子没有多大的能力，必须社会化才会发展，这是大家的共识。那时策展人的想法之一就是找到赞助，这也是一种具体的、跟别人握手的方式，还能带进来一点社会上的其他资源，泰康人寿就是以这样一种角色进来的。但当泰康人寿介入之后，你就开始面对另一个问题:在我们引进了一种社会资源的同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栖身在一个非常体系化的公司里面——你作为一个很小的部门进入到社会当中，在另外的体制当中生存，比例完全反转了。当时在复兴门的时候和公司系统之间的碰撞、摩擦非常严重。现实转换为，考虑自身如何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当中生存的问题。后来的解决办法是被动的：逃到798。
798那时已经很热闹，2005年时国内有钱人开始关注当代艺术，各种新的机构、各种新型投资都进来了，大家突然觉得艺术在眨眼之间便社会化了，只不过以另外一种方式。但当代艺术实际上要为此付出代价，艺术界要为此付出代价，其实跟我们之前所面对的问题一样：他们的力量太大了，你要依靠他们，又要仰赖他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代价是需要几年来消化的。突然之间面对的刚才说公司体制的事不用管了，突然觉得艺术界这么热闹，而且大家都超有钱，有些画廊在一个展览上花费动辄百万，那种热闹的景象现在没办法形容。我们到798以后觉得自己小的不得了，但又尴尬在我们有一个大家认为是有实力的企业背景。所以我们就被夹在中间， 那个时候我们真正开始考虑有这么多比我们看起来要强大、要时髦的机构，我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从那时开始找到定位，基本上分成两块：一块是弄清我们在原来的体制内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一块是弄清作为原有体制的艺术品收藏部或者是艺术品的投资部门存在对我们来说够不够。一个艺术机构是作为一种艺术界独立的形象和身份的存在，这个机构的定位又在哪儿、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儿，这两种存在意义也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在798差不多整两年的时间，我们解决了这件事，虽然两年时间不长，但其实特别重要。
非典的时候感觉街上没人了，08年的时候你觉得艺术界没人了。08年的时候这种状况一出现，我当时就特高兴，我觉得终于我们有翻身的机会了。因为我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还有我们的空间理念，我们觉得一个非营利机构想做的这些事跟表面的繁华和热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需要798这样的地方，选择去草场地这种安静、游人较少的地方反而比较好。我们的将主要工作定位在一方面给泰康人寿做艺术品收藏，另一方面作为机构自身做展览、研究、包括研究的出版，所有这些事其实都是围绕研究来做的，展览也是一种形式的研究。
经过前面两年跟公司的磨合，我被多年压抑的策展热情在空间诞生之后得到释放了，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重新看待策展。国内展览逐渐多起来，我面对这样的景象时会考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大家都在做展览，到底怎么叫一个有意思的展览？如何看待展览？而我对策展的思考和策展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是从06年的时候开始的。06年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个长期项目 “1+1”系列，我请一个艺术家，由这个艺术家再去找一个合作者，两个人合作完成一件作品。 因为当时的当代艺术界，这些艺术家没有“代际”之分，没有年轻一代出来，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受到“文革”影响，但从八十年代开始，我认为他们开始了文化上的叛逆和逆反。所以06年做这个系列展览的时候，其实是针对两件事：一个是商业冲击那么大，艺术家是不是还能继续实验，在能够继续实验的假设下，大家有没有共同关心的话题，能否集体创作完成一件作品？另外其实是一个拷问，因为集体创作从一个精神产品的创作角度来说可能极小。这个系列是我们策展转型的开始，到了798这个系列还在做，这个系列原定做四次，刘韡和秦思源的合作是第三次。第一次是洪浩、颜磊，第二次是郑国谷他们三个，第四次到现在还没有做，找成熟的艺术家很容易，请艺术家再找一个合作者实际证明很难。由于一开始的处境尴尬，除非是特殊项目，邀请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艺术家或者是稍微有点名气的艺术家都很难，所以那会儿我们基本上只做年轻人。搬到草场地之后我们觉得年轻人做了两年了，但还是很“难受”。“难受”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不光有代际，从03年开始大家谈“70后”，这是第一次代际的出现，到07、08年的时候80后的出现开始让代际之间差异很大。我们做了两年的年轻人，但并没有弄清楚代际之间的差异，面对新的一代，到底这个群体状况是什么样子？这个事要通过展览弄清楚，此外我们的机构理念也已经升级成为追溯与激励，也就是在回顾历史的同时展望未来。
对未来的观察和研究是必须要跟随年轻艺术家才能够去发现，所以我们进而做了“51平方”项目，除了有两个特别具体的限定之外，这个项目不设方向性。当时因为策展人的“强策展”更受艺术家的欢迎，别人觉得策展人有想法，艺术家也愿意参加这样的展览，甚至希望通过策展人的想法从而加入一个艺术运动、艺术潮流或者艺术流派。09年我们开始做“51平方”的时候彻底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不要“强策展”，但是我要通过展览解决刚才说的这种问题，而且在这种代际之间比较的背景下，我要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考察了很多工作室，跟艺术家聊天，但有一些艺术家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怀疑是比较大的。但我们展览的目的是观察这一代年轻人的共性，因为共性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在不同的代际之中找差异，另一种是在找到共性之后看谁更突出，发现这一代人里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这个项目持续了一年半，十八个月，太累了，三个星期一次开幕，一共做了16个人。我们当时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毕业之后三到五年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三到五年中90%的人会决定是不是走要这条路，另外这个时间段内他也许有一定自己的积淀。虽然这里边也有很大的风险性，但我们合作的艺术家几乎都成为了现在比较活跃的一批人。
我们还是挺接地气的，但目前外界对泰康空间的精英化看法是因为我们有标准。箭厂有标准，尤伦斯有标准，我们也必须有标准，有很多人其实希望能够参与进来但是最终没得到这样的机会。我们虽然有标准，但从个人来讲，我的思维始终是开放的，而思维上的开放应该是我们现在的传统，以后也应该保持。我们的节奏是一年四次开幕，这四次能容纳的项目我们也在做平衡，有挑选。在这个过程当中研究、策展、收藏这几个方面相互提示，同时往前走，形成我们现在这个体系。因此在观看“1942年以来的当代”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展览因为这个体系以及这个长历史时段，而变得可做的事情更多——但可做的事情变多了，变成“当代”的机会又少了。所以我原来设想我们未来要做美术馆，然后在美术馆里边保留泰康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留给现场的、实验的，泰康空间的精神还保留在那儿，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具备条件。
我们不断展开现场化的项目，另外在昌平泰康有一个基地，里边有一个通道，我们把那个叫“艺术连廊”，作为项目空间，8月22号刚刚做了刘辛夷的展览。06年的时候我们从泰康体制当中逃离到798，现在我们又回到体制当中再去做工作，现在的工作状况环境变了，我们自身又成长了，我们又有能力返回去工作。这可以算作一个两栖的艺术项目，对艺术界来说也会是一个有意思的尝试。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从策展角度开展的项目，像 “华北农村”、“绘画：靳尚谊与张书笺”。 靳尚谊与张书笺是两个代差别很大的艺术家，这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比较式项目。绘画的比较也是一个长期的项目，但不好做。 所以我们未来要在这个体系框架内继续做美术馆，要让大家在美术馆里看到我们的藏品、研究体系，让大家能从中看到当代艺术真正的发展历程，而且是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历程。现代艺术从开端到现在，西方的影响太强大了，在这么强大的影响之下到底什么叫所谓的“中国艺术”？这需要我们重新看待自己。而且你不断地去国外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西方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脉络，可以看见这一代跟前一代之间很清楚的传承和发展关系。
关于泰康美术馆的筹备情况，如果只是硬件的话很快就能做起来，但现在我们也同时在做研究——之前我们研究什么是机构，现在我们在研究什么是美术馆，而且国内这几年民间美术馆就像那会儿798的画廊一样，呈现爆发式的发展状况。但是目前开起来的私人、企业美术馆评价都不是很好，有的可能是藏品、实力不行，但最主要的质疑集中在专业性方面。不专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搞清楚美术馆到底干什么，美术馆不是有一些藏品摆在那儿再加上展览就可以的。我们现在做这方面的准备，除了泰康自身十年的建设外，我们希望美术馆的开创可以使我们的工作上一个台阶。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年轻策展人、艺术家团队，这也是我们为美术馆所做的贮备。但机构不像画廊，画廊是需要每个展览都提供给藏家一个新的面向，机构可能是长期的工作，只提供一个阶段性的立场。实际上我们也像艺术家一样一点点在传达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始终没有完全说清楚。我们经历过变化，从做年轻艺术家到培养年轻策展人，我们也很欢迎机构之外的年轻策展人同我们合作合适的项目。
文／ 采访/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