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胡向前定于7月16日在圣约翰大教堂进行的行为艺术表演前一个星期，我到艺术家位于上东区的工作室拜访。我们坐在他潮湿的房间里，周围是若干盆高大的绿色植物；这是某个朋友做作品留下来的，他告诉我。胡向前接下来的表演将为他在纽约的六个月驻留划上句号，而且这个项目完全由他自己发起。亚洲文化协会赞助的驻留对胡向前的要求只有一个：跟当地社区交流互动。但每次只要我问起他驻留进行得怎么样，我都会问他的英语课如何。
和对胡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谢德庆的时代相比，今天的行为艺术在面对后互联网艺术和双年展文化时，已经多了一个数码记录的层面。考虑到如今中文艺术话语和社交媒体（以前是微博，现在是微信）之间的紧密联系，胡向前对行为和现场艺术这种经过缩减、戏剧化的处理方式看上去几乎给人一种年代久远的感觉。他以自己发明的人物角色和情感为媒介，而每次进行表演的不同语境则以不同方式推动他的工作，产生某种风格上的差异。此处，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融合在了一起：一种是情感上可感可触的现场化表演，另一种是间接的录像化记录。在他现场表演的整个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拍摄团队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观众该作品的第二种形态。尽管每次行为表演他都会记录，但这绝不意味现场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相反，这些表演需要遵循的只是某种格式。即便如此，正如7月16日的行为表演所示，哪怕是固定格式或结构框架也不一定能保证行为本身按计划进行。
在正式表演前的这场采访中，胡向前不太愿意透露细节。温室公寓一角的大穿衣镜前，放着一个乐谱架，镜子边缘贴满了写着台词的纸条。我们没有谈圣约翰教堂的表演，但胡向前给我看了他最近一次行为的录像，《土尾世界的演讲》，2013，这件作品也将出现在今年九月的光州双年展上。该作品有点儿像是对他的纽约行为的一次预演：录像里，胡向前身穿笔挺的黑西装登场，梳着贝克汉姆头，脸上挂着饱满的微笑。他一个人站在台上，台下是一群迷迷糊糊、穿着统一校服的中国小学生。该表演得以实现的背景是，胡向前作为校友回到母校，要在校会上做一次鼓舞学生的演讲。操着一口家乡的雷州方言，胡向前开始大谈个体的力量以及追求梦想的结果。他的动作经过精心考量，颇具动员力。加上他宏大的姿态、声音的质地和光鲜的外表，一切都使他看上去更应该属于时髦的酒店舞厅，而不是乡下空地。这种内在的对比似乎很幽默，但他的演讲内容（不管多老套）和率直的态度都非常能打动人心，而他精心设计的动作也因其诚恳让人备受鼓舞。学生们对此到底如何看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录像来看，一部分学生的反应似乎很积极。在这类情况下，反讽显得不合时宜，但台下的学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艺术家的意图？
这种构建起来的矛盾揭示了胡向前对心理学以及解构真假边界的兴趣。他在纽约的表演也呈现出了和光州作品相同程度的弹性现实主义，以及不可预料的元素。胡向前在纽约表演里的创新是完全服从自己设立的格式，但对出乎意料的结果保持开放态度。他的模式比起例如帕维尔·阿瑟曼（Paweł Althamer）的协同创作，更偏重作者－人物（author-persona），但他对现场高度敏感。艺术上的创新，对陷入老套的恐惧全都让位给了原始的人类情感。这也是胡向前于7月16日下午7点，在全世界最大的教堂之一，面对一小群艺术观众和哥大学生，现场呈现的效果。
作品的格式非常简单：耳堂的一个低矮的讲坛，与中庭走廊对齐的哥特式木质读经台，再加上唱诗班座席后面的十字架，以及放在读经台左右两边的玻璃屏讲词提示器。观众温暖的身体还没有占到整个空间的五分之一。
一段简短的介绍之后，胡向前从侧面的过道里走了出来，热情洋溢地站上讲台。他身穿一件复古的蓝色西装；头发梳到脑后，一脸训练有素的微笑。在讲台上站定后，他开始朗读讲词提示器上显示的文字——用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在这个过程中，他使用了同样的身体语言，肯定式的点头，以及他在雷州小学表演时展示自如的笃定姿态。
他的演讲直接调动了观众。从他奇怪的中国口音但完美的抑扬顿挫中，你可以听出演讲人谈论的是人类在场的力量以及身体填充某个空间时产生的增长效果。前有徐冰巨大的《凤凰》（一年时间内，该装置将在教堂做长期陈列），后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胡向前的的确确地站在了殉道者和明星的中间点上。这一点后来变得很明显，因为在他充满活力的演讲中途，艺术家突然倒在了读经台上，后来干脆倒在了地板上。他刚开始崩溃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他是否是因为怯场的缘故偏离了既定格式，或者……
胡向前真实的个人故事与虚构表演之间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薄膜开始迅速消解。演讲刚开始时，他的声音和双手都有些颤抖——但他克服了紧张。观众则使劲儿想要听清艺术家在讲什么，仿佛在追求一种来之不易的奖赏。教堂的空间和象征维度是压倒性的，胡向前的蓝色西装跟周围新哥特式的环境格格不入，这让他的在场带上了些微不合法的色彩。当他突然停下来，而讲词提示器还在继续闪烁时，你能明显感到出了问题。观众都屏住呼吸，想着他也许可以重新回到正轨，但他最后倒在地板上彻底放弃是决定性的。在这一行为中，艺术家表现出来的虚张声势丝毫不逊于他用外语做励志演讲所需的精心设计。从他慢慢下台，到抱住读经台，再到完全躺倒在地面，最后好不容易才弓着身子坐起来，终场时则唐突地从侧面走廊离开。全部算下来，他的崩溃一共持续了40分钟。
这40分钟期间的心理历程对观众和对表演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看到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表演”还尚不清楚。当我们不再能肯定眼前的表演是在照计划进行时，我们的同理心达到了顶点，但因其“表演”语境，我们又无力介入。尽管我们身体上在场，而且演讲的内容也是关于在场的力量，但四个走来走去的摄影师成了安插在表演与现实之间的楔子。
你还是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代入到他的崩溃里，在他顽强的溃败框架上投射任何总体意义上的焦虑。这场沉默的“崩溃剧”进行到一半时，有的人愤然离场；有的则玩儿起了智能手机。观众不知道胡向前是不是在以一种消极攻击的方式强迫我们接受这一切，或者他在等着所有人离开？表演中大部分时间，胡向前都背对着我们，面向十字架，让人猜测他是否想要借用教堂的象征意义和语境。
由于眼前实际的场景和想象中未来的记录之间存在着张力，观众陷入了某种心理上的不确定状态——情感上被唤起，却无力做出任何行动。随着真假之间界线的消融，竖立在现场体验与记录体验之间的屏幕却慢慢显现。面对一件直接调动观众的作品，我们却无力参与其中；其中的矛盾不失为社交媒体时代的问题提供了一面镜子。
一个星期后，我再跟胡向前谈起这场表演，他承认事情没有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但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当时看到的到底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是计划之外的。录像记录还没有发布，但当天在现场的观众会记得，胡向前如何以浓缩而低调的方式演出了一场自我消除，从而迷住了教堂整个巨大的空间。对他之前的现场艺术而言，他的此次表演可谓恰如其分，而从表演地点的神学语境来看，该作品也产生了独特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