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电影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与社会性相关的公共场域的属性，同时把这个位置让位给了艺术世界。但法罗基却（成功的）让自己的实践保持在了社会性与美学上均最具政治化的艺术形式上。对当代而言，符合上述的形式是装置艺术，是论述性电影及其他的纪录方法，已经不再是电视和独立剧情长片。——托马斯•阿尔塞萨 (Thomas Elssesser), e-flux 期刊, 59期。
如上的定调基本在北美和欧洲适用，至少当代影像生产或其展览在中国还绝对有它在社会、政治或美学上的相关性。在德籍艺术家、导演哈伦•法罗基 (Harun Farocki) 今年夏天意外去世之后，此前与他有深度接触的教授、学者以及策展人展开了对这位重要的艺术家与导演的广泛纪念和讨论。同时在当代艺术整体吸纳各种媒介历史的当下，法罗基趋向实验、观念化的影像实践得以以各种讨论与公共活动的形式在艺术领域内繁衍，比如他的作品正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和深圳展出。
法罗基作为从电影空间进入艺术空间的成功范例，这种转换其实与欧洲公共电视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激烈变化有关：电视节目的同质化剧烈，观众对较有挑战性内容的实验作品的忍耐程度也开始下降，以及背后赞助机制的改变，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法罗基的作品从拷贝到艺术品的变迁，以及从中心化的单频投射转为去中心化的多频机制。此外博物馆／当代艺术中心的规模增速远远大过实验电影空间的发展，对此的回应是1997年凯瑟琳•大卫(Catherine David)策划的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其中邀请了大量电影导演，如Jean-Marie Straub, Chantal Akerman, Charles Burnett, Jean-Luc Godard 等进入艺术空间，至此之后也有了邀请独立、实验电影导演进入的艺术语境的惯例，特别作为公共项目的一部分——刚刚开始的上海双年展中Hila Peleg负责的电影部分亦有王兵、黄文海、Sharon Lockhart, CAMP 等人的参与.
与艺术世界理论及生产可以并行的状况不同，电影世界至今仍然是学界与影展作为平行宇宙，几乎没有交集，而来到这样的电影研究的讨论现场，有关法罗基的研讨会的主要发言人仍然是阿尔塞萨，但形式却变为为期三日的端正的学术会议。上月途径波士顿，正巧赶上当地歌德学院举办的《单镜头劳动》(Labor in a Single Shot) 展览与会议，项目基于由法罗基的伴侣兼策展人安吉•阿赫曼 (Antje Ehmann)在十五个城市(包括中国杭州)举办的单镜头劳动工作坊，项目要求参与者利用任何拍摄设备在一分钟内记录劳动的过程。该计划辐射的范围横跨几大洲，也间接反映了歌德学院的全球布局。阿赫曼在会议的开场介绍了该项目的起始：其源于法罗基在退休之后收到国际邀约的增加，使得开展基于多个城市间连接的计划成为可能。项目最终呈现的是从每个城市挑选出的六部录像代表作品，并有一组与卢米埃尔兄弟在百年前拍摄的《工厂大门》（La Sortie des Usines Lumière）并置的、描绘了十五座城市中当代劳工离开工厂画面的多频录像装置，之后更大规模的展览与会议将在柏林世界文化宫展出。
与阿尔塞萨同样进行主题发言的还有芝加哥大学的电影研究系教授汤姆•甘宁 (Tom Gunning)，他的开场亦事关电影图像的与图像里的劳动，用他一贯研究早期电影的方法回溯英国维多利亚晚期至爱德华时代 (二十世纪早期)的电影公司Mitchell&Kenyon记录的工人离开工厂的镜头，目前已经基本由英国电影协会（BFI）整体数字化。其中一部内容涉及一段动人的抢险故事，占据画面多数的少年镜头，嬉笑脸庞之后浮现的背景却是当时童工普遍存在的现实，以及这些孩童在劳动之后获得解放的自由，并且以“每个现代工人都应该被记录”的立场作为结尾。
甘宁的题目与会议整体对于当代影像、特别是“单镜头劳动”的分析有些不和，毕竟他本身侧重的更多是早期电影与先锋电影研究，而与会者更多是来自波士顿本地的德国电影、文学与艺术学者，加上承办单位在歌德学院，除个别如墨西哥以及印尼的研究者之外，会议的气氛还是有较强的新德国电影色彩。第二天阿尔塞萨的发言则更加贴近法罗基的整体创作，他谈及工作和游戏之间的互换，并以此引出了计划中杭州部分里的街头艺人，而随之而来的“机器”重新转化了身体感官与机器的位置，甚至将工人的角色直接转换为消费者，劳动的乐趣也随之失去。
此后论述的焦点移动到前机器时期古早的制砖工艺，联系到法罗基2009年的作品《比较》(In Comparison), 伴随艺术家如克里斯•马凯（Chris Marker）的《日月如光》（Sans Soleil）式的旅行游记，糅合不同传统的制砖方法被视为社会基本的结构／基石，直接与图像的积累进行比较。与此类有相似路径的艺术创作例如马萨•罗斯勒 (Martha Rosler) 的《厨房的符号语言学》、黑特•史德耶尔 (Hito Steyerl) 的《亲爱的安德烈》(Lovely Andrea), 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砖块” (Equivalent VIII, 1966)，还有 Mierle Laberman Ukeles 的《接触卫生》(Touch Sanitation)系列。结尾阿尔塞萨再次提醒：当代劳动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时间以及注意力集中的需要，或者是谷歌公司内部的图书扫描部门等数字劳动形式，而不再是重复性的身体劳动，随之而来的议题转变为自然的虚拟性 (spontaneous virtuality)，更多有关模拟 (simulation)、角色扮演与战争图像。
文／ 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