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先从两位五十多岁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个展说起。约瑟夫· 达贝尼克（Josef Dabernig）在维也纳现代艺术馆（MUMOK）的个展“Rock the Void”将这位始终用极简艺术形式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各个阶段重要的影像、建筑设计图稿和装置作品放到由艺术家亲自设计的空无、又充满微妙的体积关系和数量关系的空间里集中展示。达贝尼克是西欧为数不多的仍在后极简氛围中进行探索的艺术家，几十年的积累使他游刃有余地在视觉形式的指义、心理维度和思想性层面展开独特的艺术实践。真空里充溢着探险的乐趣和情感的温度，依靠几何学和简单的变量关系搭建起的不同创作领域，被达贝尼克用他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思考填得满满，绵里藏针地冷视着这个形式主义无处不在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庄辉在站台中国的个展同样凭靠一种冷静和积淀的阅历展露出一位成熟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艺术家分别前往靠近蒙古边境的戈壁区和一处位于青海、甘肃与新疆交界地带的废城，在两片荒漠中永久展示自己的五件作品。这个充满浪漫气息的艺术项目中蕴含着艺术家对自己经验到的历史、生活、艺术史叙述和艺术体制的冷静思考。展厅里只有那几幅作品照片和简单的影像记录，艺术家轻轻一放，话不多也不打机锋，是什么又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这是庄辉长久以来坚持的方式，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同行”的艺术同行的方式。
说到同行，“大道传薪·金石为开——中国美术馆藏吴昌硕与二十世纪写意花鸟画名家展”（中国美术馆）用相当丰富的叙事和细致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同在”的美术史片段。虽然展览题目的官腔令人无奈，但同时代的人物共同登场，向我们敞开了淹没在传统风格史叙述中的细节。策展人以吴昌硕写意花鸟承继”金石“、”碑学“的质朴和古拙为出发点，放大出吴昌硕在南北方各自的影响脉络和承继关系。这并不是多么新或多么客观的历史研究视角，也与划分门派和固定师承的权威主义叙述没有太大关系。展览只是把朴实的、立体的历史放在观众眼前，也从一个侧面提示出个体创作的同在关系与艺术史叙述之间的相互影响。深圳OCAT的展览“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则更为明确地把当代艺术史叙述作为考察和批判的核心。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传统和意识形态在当代艺术中处于被隔离状态，成为当代艺术获得合法性的重要理由。但在策展人看来，以“文革”结束为起点、以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前提的当代艺术史叙述过于简单地切割了历史的演变，忽略了我们在创作态度、意识逻辑、思考方式、相处关系和语言组织方式等层面与历史的深刻关联。通过对董希文、吴印咸、《美术》杂志以及80年代、90年代和当下一些个案的重访和深描，这个展览期望期望再次正视我们的现代化诉求与我们的精神历史和社会政治之间互相塑造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展的历史叙述批判也隐含着对今天愈加紧迫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在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社会工厂”里，这个问题在另一层面上经受了检验。整个双年展试图考察现代及其意识形态、机制、社会构建和历史叙述与主观经验尤其是创造性生产之间的承继和错位。这个看似宏大的题目其实是安塞姆·弗兰克（Anselm Franke）最近几年研究思路的延伸，但我更关心的是，他敏锐地指向了当代中国在自我和他者叙述中的历史面貌、误差以及主体生产所做出的反应。后一点并未成为展览的明线，但策展人用梁启超的警句、鲁迅的木刻画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口号搭建出的创造性虚构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张力空间，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我们亟需的思想透彻力和更具主体性的历史视野。另外，这又是一场有韧劲的展览，它没有拥抱我们这里最在视野中心的艺术话语和创作形式，或者国际双年展上那些反复出现的名字，而是在明确传递展览的历史视野和思想欲望的同时，放松地容纳下多种声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传达了展览的（艺术）历史观。由衷希望本届上双能真的能刺激到本地的现代性考察和日趋虚无化的艺术语言。
苏伟是现居北京的独立批评家和策展人。
文／ 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