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SLANT
去年四月，为了解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博物学家卡尔·林奈乌斯（Carl Linnaeus）的生平研究，我造访了位于乌普萨拉大学（瑞典，乌普萨拉市）的古斯塔夫纪念馆（Museum Gustavianum）。乌普萨拉大学不但拥有建于十六世纪、世界上最古老的珍宝阁之一，而且在全校最古老的大楼顶层还原样保留着当时的一个解剖实验室。这间解剖实验室建于1660年，原本是为满足教育目的而进行公共解剖的场所，被解剖者多为囚犯。冰冷的房间使参观者不得不直面死亡的气息。
同月，我还在柏林汉堡火车站当代博物馆看了也许是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去世之前在德国的最后一个个展“严肃游戏”。除几件早期作品外，同期展出的还有名为“严肃游戏”的影像装置。该作品审视了计算机游戏技术在当今美国士兵训练中的应用——以计算机游戏模拟士兵将要经历的真实战争场景，是士兵前赴战区前的准备活动之一。在其中一组装置中，艺术家拍摄了服务于军事演习的电影布景——几百位临时演员被要求扮演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揭示出模拟技术与创造我们的现实图景的娱乐产业和电影工业中图像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整个影像装置所呈现的意象，使人最初难以确定究竟它是经过刻意安排抑或是真实的，由此探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六月在香港艺术馆开幕的展览“巴黎 • 丹青—二十世纪中国画家展”从历史研究入手，通过大量经典作品及档案资料，展现了数位中国早期现代派画家的生活以及他们由创作实践引发出的思考，同时追溯了这些侨居巴黎的艺术家们在追寻现代主义风格和个人艺术语言之路上所经历的身份挣扎。另一点值得称赞的是，展览还关注了二十世纪初期的这批画家与后继奔赴巴黎学习的下一辈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出现在展览中“巴黎咖啡馆”略显庸俗且有些陈词滥调。
回到中国大陆部分，去年三月末在上海天线空间开幕的刘鼎个展“华盛顿湖”可能是近年来我在中国看过的构思最为精良的个展之一。展览交互联结起艺术史性描述，并在展览语境中对其赋予新的诠释，精心营造的展览设计和观看情景暗示了一种由策展介入手法带动的艺术实践，这在中国可谓难得。刘鼎将展览视为其个人的表达媒介，并尝试拓展其边界。尽管刘鼎个展独特而宝贵，但天线空间的其他展览看起来却缺乏同样的介入能力。
比利安娜·思瑞克（Biljana Ciric）是一名现居上海的独立策展人/评论家。
文／ 比利安娜·思瑞克 | Biljana Ciric 译/钟若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