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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初夏的一个雨天，一辆白色卡车尾部聚集了一群人。一名穿白色“防护服”、戴白色面具的人，坐在雪白车厢中间的一张桌子前写着什么。他/她只露出一双眼睛，在全白的笼罩中如幽灵一般。人们撑着伞，在车厢这座小剧场前形成了另一道被观看的风景。这是艺术家胡任乂的项目“忏悔车”第二辑，为期五天；车的巡游路线包括圆明园路、威海路、宜山路和武康路（路线选择以停车方便为考量）。车辆停靠时，路人被邀请进入车中写下忏悔并注明国籍，可匿名也可署名。这些字条在下一次展览前都会被私密地保存起来。该项目是胡任乂的系列创作“无限忏悔计划”的一部分，并在微信群与朋友圈中以图文同步直播。
从2009年底有最初想法，到2012年底着手计划，再到2013年4月开始实施，并于2014年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金盆洗手——无限忏悔计划”个展，现场直接展示的忏悔条来自不同地区、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人，内容多与家庭矛盾和爱有关，例如自责没花多些时间陪伴家人。借此了解他人的忏悔对许多人而言具有吸引力：对他人生活内幕似乎秘密的一瞥。这一计划截至目前已收集到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七千余件忏悔字条和物品，其首次展出被安排在一个全黑的房间，由观者的手机光源捕捉贴在墙上的忏悔字条。艺术家回忆道：“当时有观众认为，既然忏悔人愿意留下字条，那么未必要在隐蔽的空间里呈现这些信息。”于是他便有了让这些信息在公共空间流动起来的想法。“不过真正想到巡游车是在民生个展结束后。我意识到美术馆展厅及其机构属性的封闭性，从而想要寻找作品与社会最透明的链接方式，于是形成了‘忏悔车’的想法。”提到巡游车，或许我们想到的是战争胜利时凯旋而归的军队，两边围绕着欢迎的人群，以及嘉年华中变身为移动舞台的彩车，商业社会中，巡游车成为了一种深入消费社群的灵活销售工具。这台素净的忏悔车利用了巡游车本身易于抓人眼球的表演性，然而它所提供的却是颇具仪式感、与周遭环境相隔离的自省空间，公共与私密在此相遇。
中文的忏悔二字源自佛教梵语，忏即忍，请求他人忍罪，悔即追悔过往之罪。基督或天主教在教堂中设有忏悔室，信徒可向神父忏悔告解，以求上帝或耶稣赦免罪过。可见忏悔先悔，承认罪过，再忏，请求原谅。认罪也分两步，先得自己意识到所犯之事为罪，这取决于主体的道德评判，再将罪讲述出来，或私密地诉诸神灵或神灵的媒介（宗教），或请求原谅的对象，或公之于众，将世人作为告解的对象——例如卢梭的《忏悔录》，然而这本自传不仅是作者本人的忏悔，更是其身为作家对现实不公与罪恶的控诉。向外界悔过，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因为它暴露了自我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而如此做自然具有动机。忏悔有着寻求自我救赎的目的，通过认罪并获得原谅而使其从自责的受难中解脱出来。不过，这一过程在权力与制度的操控下，有时并非忏悔者自愿，而是被命令、强迫去指认自身并不承认的罪过，例如犯人的检查或学生的检讨。艺术家公开征集忏悔，看似扮演了一个略具侵犯性的角色，但借助特定场景的构建与友善的邀请，反而营造了一个公众参与的现场。2015年底，胡任乂在上海杨浦延吉街道第三睦邻中心组织了“心灵净化室”活动，将“忏悔计划”转译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社区生活、甚至受到了街道领导甚至党支部的赞赏。坦白心声的过程充满了五味杂陈的情绪，与在艺术场馆中以作品形式展示不同，和公众的亲密接触使其成为了艺术家假借采集“忏悔”信息，并由此与陌生群体达成联结的方法。
忏悔车的前身是“忏悔屋”，一样是纯白色，进入前观众一样需要穿上白色防护服、戴上白色面具。在这个艺术家专供参与者忏悔的场所，观者可以蹲下身浏览地上其他人留下的忏悔条，可以顺着绳子爬到展厅中央半球状结构的顶端，坐在桌前写下忏悔并留在展厅里。这些忏悔对胡任乂而言既是作品的素材，也是作品的内容。白色象征纯净，从视觉上使展厅成为一个与现实相隔离的场域；不仅全白，而且除了日光灯、桌椅与半球状结构外一无所有。白色使空间显形，给予参与者强烈的暗示：你进入了自省的空间。白色对艺术家而言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透明、洁净、无过滤的媒介，无声地向参与者保证信息的原始性。忏悔车既是信息传递的媒介，亦是移动的展厅。艺术家作为忏悔信息的征集者，无意编辑或修饰这些信息。迄今我们所见的展览与忏悔车，更多聚焦于忏悔信息的收集过程，尚未涉及针对信息可视化的转化。在胡看来，艺术家的工作应是用最清晰的媒介传达最敏感的信息。他开通了无限忏悔计划的微博与网站，但因无人运营推广而关注、提交者寥寥。笔者联想到其早期作品《追踪映射项目》（mapping project），通过跟踪汽车和自行车的行驶路线，艺术家在地图上描画出跟踪轨迹，同时跟拍车辆行驶时的车轮。然而信息被记录后，如何传达？如何实现在公众状态下个体内心的交流？或许这才是“无限忏悔计划”面临的挑战。
文／ 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