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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CIHA）在北京轰轰烈烈召开了四天，450名学者及近万名志愿者、听众游走在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与故宫博物院之间。对于世界艺术史大会这项四年一届、高度制度化的学术会议而言，本届首当其冲的亮点在于：在空间疆域上第一次跃出了欧洲、北美和澳洲——西方世界——来到了中国。为什么是艺术史，为什么是现在？近年来，各类盛会“首次”移步中国屡见不鲜，国际政治、经贸合作方面的会议已不胜枚举，如刚结束的G20峰会（杭州，2016），文化方面以国家为参与主体，并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的奥运会与世博会也早在几年前便登陆中国。在知识生产领域，工程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已日渐平常，但国际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会议相较仍稍显缺位。自去年第22届国际历史学大会（济南，2015）开辟先河之后，本届艺术史大会似乎是文化领域进一步推进交流的明证。
维基百科上显示，艺术史这个领域既有别于探讨单个艺术品价值的艺术评论（art criticism），也有别于探讨艺术本质问题的（如什么是“美”）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这么看来，这届CIHA的总主题“概念”(TERMS)不在学科的经典范畴内，“越俎代庖”到了美学（哲学）领域，而“词语与概念”（Concept and Terms）这一认识论层面的主题更是被列为第一分会场探讨的对象。该会场的高潮讲话落于朱青生教授对中国汉代“艺”的概念范畴的讨论上，他指出汉代的“艺”由“易”衍生分化出的层面对应着向不可知世界的探索，而另一半“医”则涵盖了经验可考的已知世界；随后法国哲学家François Jullien对中西美学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基于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美学强调具有效力的美，而形神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则强调过程动态与恬淡之美，他的结论呼吁摒弃差异（Difference）而强化间距（Betweeness），以此作为促进东西方进行 dia-logue （对话）[1]的基础。以厘清东西世界关于本源的认知差异为开场，既符合了西方对业已成为枷锁的个人主义、科学主义文明进行反思的立场——借用“他者”作为镜像参照，反观自身文化的需求——也显示了中国当下文化自觉与文化复兴的愿望与诉求，可谓一拍即合，呈现出了大会试图关照“不同文化与不同时代的艺术史观念”的核心议题。
纵观本届大会的多个分会场，从学者发言情况看，除了主题嘉宾发言之外, 各个分会场发言者的研究更多关注具体案例（case study）。丰富的个案研究涵盖了东西方艺术史中或经典或当代的议题，如绘画与书法、雕塑与造像、电影与摄影、建筑园林、观念艺术、艺术品评、流通体制等；在方法论层面，经典的符号学、图像学分析、传记、心理、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被应用于针对形式、技法、风格、流派、体制的演变源流的考察中；此外，亦有丰富的非男性视角、跨学科（社会学, 哲学）讨论。从与会者与其课题的文化（地理）属性分布上看，大多数学者一般采取从其自身所属文化出发的方式，即西方学者研究西方，东方学者研究东方，实证研究中从事跨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明显多于东方学者。这些比较研究关注艺术理念的差异与结合点，艺术品跨文化的流通、传播与接纳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中引发的误解、想象与反照等问题。在丰富与多元的背后，本届会议独有的多元状态也让人产生了相应的迷茫与不解——一名来自以色列的学者表达了自己参与本届CIHA的喜悦之情, 顺便吐槽了德国主办的那次会议对德国中世纪艺术研究的强烈倾向，但其亦坦言自己并不了解本次大会上“很多人在讨论什么”。多名分会场主席也反应，主办方强调的“全球全覆盖”在讨论组织上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学者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的差异自然也带来了研究方法与表述方面的复杂性。如第六会场的澳方主席便承认，在论文筛选阶段她已明显感受到多国投稿者对于她认为是写作规范的摘要（Abstract）的重要性的理解差异，而众多西方学者也表达了对于轻视系统性解析、重视整体陈述的研究方法的困惑。
“语言”在大会上是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点。一般来说，国际学术会议的惯例是英语发言，而本届会议的形式为：西方学者以英语发言，中方学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以英文或中文发言。诚然，语言的鸿沟早已被组织者预期到，并在“逾越”上下足了功夫: 每个演讲者的稿件在会议前便被翻译成双语，在现场双语演讲稿与发言同步配合，每个会场也都有辅助现场提问的口译。但在此产生了一个悖论：大会虽然做足了情境中翻译与链接的工作，但与拉丁数字、物理公式或数学模型等“绝对语言”不同，人文学科中的意义传达与不同语言的语义结构相关，英语与中文之间的转换难度不言自喻；同时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认知经验空间（experiencial space）以及期待的地平线（horizon of expectation）。就个体与会者而言，每个人的认知储备处于东西方文化连续体的不同位置，虽然存在受过严格西方学术训练的华人学者，以及作为资深“中国通”的汉学家，但更多人其实介于二者之间，故深度迷茫与翻译的无力感在各个小情境中皆微妙的爆发与弥漫——也许正因如此老朱才会在闭幕式上呼吁，用基于图像的艺术史研究来建立桥梁。
但是建桥之前需实现“平整土地”。历史学的经典逻辑是线性的时间逻辑，如“发展中”与“发展”的概念便是当时间吸收了空间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尺时，采取单一、绝对的参考体系去测度他者的产物。过去，东方艺术大多在西方权威话语中被视为没有美学价值的技艺, 究其本源便是受制于线性时间的历史学逻辑，其将中国艺术置于某个时间进程中错位的地理空间中进行理解。本届会议的空间逻辑初见端倪，众多研究都将中国艺术视为具有自我发展逻辑的独立线索——但这种空间意识本身也可能造成危险，基于内/外、主体/他者关系的界定很容易趋近绝对主义的思路，强化文化对立与权力冲突。大会的闭幕式揭晓了下一届会议承办方，巴西的圣保罗与意大利的佛罗伦撒两座城市将在历时两年的时间内（2019，2020）共同承办这次会议，彰显了CIHA在空间扩展方面的决心，这亦与社会科学整体从时间向空间转向的趋势相吻合。
抛开各个场地绚丽的水晶灯与轰轰烈烈的场面，大幕落下，大多数参与者的满足感可能仅仅来自于一场完整的学术报告，获得了启发性的交流，结识了新朋友，游览了故宫，以及食物丰盛的自助餐带来的小确幸，新一届承办方表示压力很大。而老朱坦言：“这只是一次会议，解决不了很多问题，很多重量级人物也都没有来。”他认为在准备阶段，青年主席与筹备组成员将每个会场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综述与梳理就是难得的收获。不管怎样，此次大会制造了一次相遇，让我们直接的看到了和感受到了彼此。
1.从词源上来看，dialogue 由dia-（在之间）与logos-（语言）共同构成。
文／ 高晓雪
